王小波的文字很有亲和力。读的时候，不累。太学术的论文看得多了，读读小波的文章是享受。对于科学的美好，我现在正在感受。他讲得很好，科学是自由和平等的事业。所谓事业，以我的理解，实质是尚未完成而正在追求的东西。所以，如今的科学也不是特别美好的，只是我们有这样的梦想。本文转载自三思科学网http://www.oursci.org/review.htm。顺便说一句，三思网是个很不错的科学网站。
科学的美好
王小波
我原是学理科的，最早学化学。我学得不坏，老师讲的东西我都懂。化学光懂了不成，还要做实验，做实验我就不行了。用移液管移液体，别人都用橡皮球吸液体，我老用嘴去吸——我知道移液管不能用嘴吸，只是橡皮球经常找不着——吸别的还好，有一回我竟去吸浓氨水，好像吸到了陈年的老尿罐里，此后有半个月嗓子哑掉了。做毕业论文时，我做个萃取实验，烧瓶里盛了一大瓶子氯仿，滚滚沸腾着，按说不该往外跑，但我的装置漏气，一会儿就漏个精光。漏掉了我就去领新的，新的一会儿又漏光。一个星期我漏掉了五大瓶氯仿，漏掉的起码有一小半被我吸了进去。这种东西是种麻醉药，我吸进去的氯仿足以醉死十条大蟒。说也奇怪，我居然站着不倒，只是有点迷糊，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把实验做了出来，证明我的化学课学得蛮好。但是老师和同学一致认为我不适合干化学。尤其是和我在一个实验室里做实验的同学更是这样认为，他们也吸进了一些氯仿，远没我吸得多，却都抱怨说头晕。他们还称我为实验室里的人民公敌。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继续干化学，毒死我自己还不要紧，毒死同事就不好了。我对这门科学一直恋恋不舍：学化学的女孩很多，有不少长得很漂亮。
后来我去学数学，在这方面我很有天分。无论是数字运算，还是公式推导，我都像闪电一样快，只是结果不一定全对。人家都说，我做起数学题来像小日本一样疯狂：我们这一代人在银幕上见到的日本人很多，这些人总是头戴战斗帽，挺着刺刀不知死活地冲锋，别人说我做数学题时就是这么个模样。学数学的女孩少，长得也一般。但学这门科学我害不到别人，所以我也很喜欢。有一回考试，我看看试题，觉得很容易，就像刮风一样做完了走人。等分数出来，居然考了全班的最低分。找到老师一问，原来那天的试题分为两部分，一半在试题纸的正面，我看到了，也做了。还有一半在反面，我根本就没看见。我赶紧看看这些没做的题，然后说：这些题目我都会做。老师说，知道你会，但是没做也不能给分。他还说什么“就是要整整你这屁股眼大掉了心的人”。这就是胡说八道了。谁也不能大到了这个地步。一门课学到了要挨整的程度，就不如不学。
我现在既不是化学家，也不是数学家，更不是物理学家。我靠写文章为生，与科技绝缘——只是有时弄弄计算机。这个行当我会得不少，从最低等的汇编语言到最新潮的C++全会写，硬件知识也有一些。但从我自己的利益来看，我还不如一点都不会，省得整夜不睡，鼓捣我的电脑，删东加西，最后把整个系统弄垮，手头又没有软件备份。于是，在凌晨五点钟，我在朋友家门前踱来踱去，抽着烟；早起的清洁工都以为我失恋了，这门里住着我失去的恋人，我在表演失魂落魄给她看。其实不是的，电脑死掉了，我什么都干不了，更睡不着觉。好容易等到天大亮了，我就冲进去，向他借软件来恢复系统——瞎扯了这么多，现在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我和科学没有缘分，但是我爱科学，甚至比真正的科学家还要爱得多些。
正如罗素先生所说，近代以来，科学建立了一种理性的权威——这种权威和以往任何一种权威不同。科学的道理不同于“夫子曰”，也不同于红头文件。科学家发表的结果，不需要凭借自己的身份来要人相信。你可以拿一支笔，一张纸，或者备几件简单的实验器材，马上就可以验证别人的结论。当然，这是一百年前的事。验证最新的科学成果要麻烦得多，但是这种原则一点都没有改变。科学和人类其他事业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平等的事业。真正的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从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上面说了，拿煤球炉子可以炼钢，你敢说要做实验验证吗?你不敢。炼出牛屎一样的东西，也得闭着眼说是好钢。在这种框架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有科学。
科学的美好，还在于它是种自由的事业。它有点像它的一个产物互联网(Internet)——谁都没有想建造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电脑网络，大家只是把各自的网络连通，不知不觉就把它造成了。科学也是这样的，世界上各地的人把自己的发明贡献给了科学，它就诞生了。这就是科学的实质。还有一样东西也是这么诞生的，那就是市场经济。做生意的方法，你发明一些，我发明一些，慢慢地形成了现在这个东西，你看它不怎么样，但它还无可替代。一种自由发展而成的事业，总是比个人能想出来的强大得多。参与自由的事业，像做自由的人一样，令人神往。当然，扯到这里就离了题。现在总听到有人说，要有个某某学，或者说，我们要创建有民族风格的某某学，仿佛经他这么一规划、一呼吁，在他画出的框子里就会冒出一种真正的科学。老母鸡“格格”地叫一阵，挣红了脸，就能生一个蛋，但科学不会这样产生。人会情绪激动，又会爱慕虚荣。科学没有这些毛病，对人的这些毛病，它也不予回应。最重要的是：科学就是它自己，不在任何人的管辖之内。
对于科学的好处，我已经费尽心机阐述了一番，当然不可能说得全面。其实我最想说的是：科学是人创造的事业，但它比人类本身更为美好。我的老师说过，科学对中国人来说，是种外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解，有过种种偏差：始则惊为洪水猛兽，继而当巫术去理解，再后来把它看作一种宗教，拜倒在它的面前。他说这些理解都是不对的，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老师说得很对。我能补充的只是：除了学习科学已有的内容，还要学习它所有、我们所无的素质。我现在不学科学了，但我始终在学习这些素质。这就是说，人要爱平等、爱自由，人类开创的一切事业中，科学最有成就，就是因为有这两样做根基。对个人而言，没有这两样东西，不仅淡不上成就，而且会活得像一只猪。比这还重要的只有一样，就是要爱智慧。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做聪明人才有前途，当笨蛋肯定是要倒霉。大概是在一年多以前吧，我写了篇小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论证人爱智慧比当笨蛋好些。结果冒出一位先生把我臭骂一顿，还说我不爱国——真是好没来由！我只是论证一番，又没强逼着你当聪明人。你爱当笨蛋就去当吧，你有这个权利。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7年第1期《金秋科苑》杂志。发表时题目为“向科学学习什么”。——编者
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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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北大南校门竖起了百周年校庆“倒记时”牌(我看来看去总觉得它像是个仿作)，就天天在提醒人们，届时将是一个热闹的庆典。这年头庆典本来就多，正坐实了鲁迅的话：中国是一个喜欢演戏的游戏国；现在北大再来添一个庆典，校友们也趁此机会聚一聚，热闹热 闹，这本是情理中的事。我既是北大中人，好像就应有凑热闹的义务。于是，翻开当年的《 北京大学日刊》，想从历史的回顾中，寻一点作庆典文章的材料。不料这一翻，就将那点凑 趣的雅兴给打掉了，倒显出有几分尴尬。
这是刊载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学日刊》一○一一五号上的一则启事： “同学们！诸君对于北大的‘现状’不满意的地方有吗？对于北大的‘未来’有什么建设的 计划吗？本社决定于本校二十五年纪念日发行出版物数种，其中一种专载同学们对于学校方面改革的主张，和一切的批判，以供学校当局和同学的采纳及反省。这也是吾们狂热地庆祝这重大的典礼中间所应该注意到的地方！”署名是“北大生活社编辑部”。这启事是能够代表当时北大师生(以至校方)的态度的。证据是十二月十七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本校二十五周年之成立纪念号”所载“纪念词”，第一篇总务长蒋梦麟的文章即宣布：“今日是本校二十五年的生日，是我们全体师生反省的日子。”第二篇教务长胡适的文章题目就叫“ 回顾与反省”，说得更加直接了当：“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品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近人说，‘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定庵语)，此话可为个人说，而不可为一个国立的大学说。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这不能不归咎于学校的科目了。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贩’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贩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 ……的无尽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胡适最后提出了这样的“祝词”：“祝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 祝北大的自由空气与自治能力携手同程并进。”第三篇是李大钊教授的“感言”：“我们自 问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他语重心长地指出：“ 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
念念不忘“北京大学的辉煌”的北大人(这自然也包括我自己)听见了吗？我们的前辈在面临“校庆”，面对所展示的成绩时，不是忙于欢呼，忙于评功摆好，更毋论自我吹嘘，而是“反省”、“批判”、“挥一把愧汗”，以至感到“大耻辱”！彼此的境界是怎样的不同啊！究竟哪一种代表了“真北大”的境界、声音、“真北大”的传统呢？鲁迅在为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所写的文章里，曾讨论过北大的“校格”。他认为北大的可贵与力量就在于“常 与黑暗势力抗战”，这当然首先指的是敢于与社会上的黑暗势力抗争，但同时也包含敢于正视与无情地揭露自身的“黑暗”，作大无畏的自我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正是前者的前提。正如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类，永远有希望。多有不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在北大百周年校庆之际，不仅是在校与离校的北大人，所有关心中国的教育与国家 前途的人，都希望北大能“再显辉煌”；但历史与现实的事实却昭示我们：这里有“真、假 ”之分——如果真的爱北大，希望北大在实现中国的教育与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中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就应该(也必然)像前辈那样，敢于“反省”、“批判”北大的种种“黑暗”(不足 、失误)，知羞、知愧，以至知耻，并敢于公之于众(可以想见，胡适当年以教务长的身份， 公开承认北大“学术上很少成绩”，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自信力！)如果不是这样，“不知 反省”，不以不足、失误为羞耻，反过来掩盖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以至危机，甚至以“否 定成绩，破坏安定团结”等等借口，来压制对北大的任何反省，那么，无论怎样信誓旦旦， 都不是真的爱北大，至多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表演而已。
因此，对北大的百周年，也可以有不同纪念方式。我并不反对必要的庆祝活动——《北京大学日刊》也报道了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各种活动，例如“历史部”、“出版品部”、“美 术作品部”的展览(其中出版品部就展出在校师生出版的一百六十三种学术著作、一百零八种讲义、十九种杂志、二十种报纸，要是放在今天是一定要说“成绩很大很大”的)，学术 讲演，中文、法文、俄文的戏剧演出，中、西乐演奏，技击表演，体育比赛，以及放烟火等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就不过是热闹一场，时过境迁，在北大人心中(甚至北大历史上)不会留下什么印记，甚至会有“粉饰太平”之嫌。真正铭刻在心的纪念，应是二十五周年那样的全校性的(从校方，到教授、学生、职工)的“反省”：可以是集体性的，对学校、系科教学的检讨，也可以是个人性的，对身为北大人的自我内心的审视。写到这里，忽然想起远方的朋友刚给我寄来的，载在今年《随笔》第一期的《校格》一文，作者是一九四七年人北大的老校友。文章介绍了一位作家的“奇特见解”：“如果非要把生日看作一个节日，它首先应该是‘忏悔节’，忏悔自己前一段生命历程中的失误和不足，让灵魂受一次洗礼”；老学长因此建议每一个“藏北大于心的北大人”、“葆有探索精神的北大人”，都“不妨一试”。 ——可见这也是人同此心。
但如何反省，反省什么，却是因人而异的。而且目前北大的问题(进而整个中国教育的问题)也实在太多。比如很多人都谈到，教育经费的不足，教职员工收入水平的低下，学生负担的加重，教学设备的陈旧……等等问题。——或许不是偶然的巧合，七十六年前的北大 也遇到类似的难题，以至蔡元培校长在纪念会演说中，不得不提出这样的“希望”：“明年 今日，无论如何困苦经营，必定要造成一个大会场，不要再像今天这样在席棚里边开会，还要造一所好的图书馆，能容多数人在里边看书”(见《北京大学日刊》一一三八号)。看来今天办学的物质条件比之当年，是好得多了；尽管如此，我们对学校各级领导为改善教学条件与师生生活，而不得不以很大精力去多方筹款的辛苦与辛酸，仍要给予充分的理解，物质的 “硬件”毕竟是办学的先决条件。但当年经济那样困难，尚且能坚持那样高的精神要求与境界；那么，我们今天在好得多的物质条件下，就没有任何理由，为对精神要求与境界的降低而辩解。在我看来，对教育的精神“软件”的忽略——办学的人均忙于创收(以及相应的外事、内事活动、应酬)，无力(精力与心力)真正关注教学与科研，更不用说教育思想的更新，教学内容、方法的改革，有时也抓，但多限于形式少有实效，经营之道取代办学之道的结果，是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大幅度滑坡，导致教育精神价值失落，这正是当前北大(或许也 是中国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而且随着教学物质条件逐渐改善(当然，这方面的努力是时刻 不能放松的)，这个问题将会愈加突出。而在精神“软件”的诸问题中，教育思想、观念的问题又是主要的。这些年，在教育进入市场以后，固然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在 教育思想、观念上出现了许多混乱，“为市场服务，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人才”，几乎成了许 多人办学的唯一目的与基本方针。这样，我们对教育的反省，包括对北大教育的反省，就不能不回到起点、原点上，即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把北大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前者是整个中国教育的共性， 后者则涉及北大的个性与特点。
我们这样强调对“教育思想、观念的反省”，也是从北大自身的经验、传统的总结中提 出的。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总统黎元洪一纸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从而根本改变了北大的面貌与命运：这段历史正是每逢校庆人们最喜欢回忆的；但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这新的历史的起点(也即蔡元培对旧北大的改造)，正是从教育思想、观念的根本 变革开始的。因此，蔡元培就任校长，第一次与北大师生见面，即以“三事”相告，第一事 就是要“抱定宗旨”，“先知大学之性质”。这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蔡元培曾明确地提 出要破除中外教育(教育思想)中的“二弊”：“一曰极端之国民教育”，“二曰极端之实利 主义”。前者既是中国封建传统的，又是“近世(西方)帝国主义”的教育，其特点是：“政治家翘国家以为至尊无上之群制，以国外之世界为其战场，而以国内之人民为其器械，而且恃政府之强权，强以此等主义行于小学教育之中，养成其尊慢己国、蔑视他族、蹂躏人道、 增进兽性之习惯”，这实际上是将教育与受教育者都依附于政治与国家的“强权”意志，是 反科学、反民主、反自由、反人道的强权教育。而后者，按蔡元培的分析，则是“当今物质 文明之当王，拜金主义之盛行”的产物，其特点是“以致用之科为足尽教育之能事，而屏斥 修养心性之功者”，是集中体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使教育与受教育者依附于市场的实 用主义的商业化教育。这两者貌似两个极端，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但在“人(受教育者)的奴化”的内在本质上，却有着根本的一致。蔡元培对北大(与中国教育)的改造与更新，正是 使教育与受教育者“走出奴化状态”的一次悲壮的努力。他由此提出了自己的新的教育观、 大学观：“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他因此而重视对受教育者“服从真理”、“独 立不拘之精神”的培养，主张发展个性，崇尚自然，尤其强调重建终极价值体系的“世界观 教育”，以此为教育之终极目标，进而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体系里 ，是把“人(受教育者)”置于中心位置，教育的目的、出发点与归宿，全在于培养受教育者 作为“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开发其自身潜在的创造能力，达到人性在德、智、体、 美诸方面的全面、健康的发展。他在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中，强调“大学为纯粹研 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同样是将人的纯粹精神活动(研究学问)与人格置于大学教育 的中心。而他的著名的定义：“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以及他的“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更是着眼于给大学师生思想、学术的发展，人的培养， 提供广阔、多元的精神资源与自由、宽松、宽容的人文环境。他对北大的改造，说到底，就 是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开拓一方自由的精神空间，摆脱思想禁锢、精神受压抑的状态。蔡元 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在他看来 ，“所谓大学者”，实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作为思想者的联合的群体，应该为社会 提供前驱性，因而具有引导力的精神资源与力量——新的理想与信念，新的道德范式，新的 思维，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大概也是他改造北大的动因与目标之一吧。
今天不难看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他的理想曾一度在北大得到光辉的实现，其影响所及，至今北大在国人心目中，仍是一方“精神的圣地”。但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这光明的一瞬只是三五年的时间。在年复一年的回忆的加添中， 每个北大人心中的北大，已经成为某种心向往之的精神的象征。不仅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所保 有的教育、学术的相对独立，是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相对软弱的特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以后 就再难有这样的独立性；而且现代大学教育本身确又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决定了大学教育只能在两种(多种)力量、趋向的相互对立、制约、补充与影响中求得发展。例如，按蔡元培的理想，在大学里主要应培养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或始终处于边缘位置)的，具有永远的批判意识，并且不计利害与后果的独立知识分子，如鲁迅所说，他们是“真的知识阶级”，是属 于“思想家”型的，真正继承与发扬了北大永远是“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的传统的。但另一方面，不断向国家权力机构输送“实践家”型的人才，这也是现代国家体制改造与更新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也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功能之一。应该承认，这两类人才的思维方式、行为 方式，以及心理素质都是大不相同的，自然在培养上会产生互相矛盾的要求。而大学教育本身也存在着“反既成文化(学术)体制”与“建立、维护文化(学术)体制”的矛盾：要为社会 变革提供新的精神资源，就必须具有对既成思想文化的批判与新的思想文化的创造的双重功 能；而要完成思想文化的积淀与传承，又必须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并将其规范化与体制化。而规范化与体制化的知识生产和科层化的组织和管理本身，就有可能产生新的不平等的 支配(以至奴役)关系，这又是与“反(任何形态的)奴役”的自由教育思想相矛盾的。蔡元培 自己尽管对“极端之实利主义”的教育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而实利主义 之教育，固也当务之急也”，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又 不能趋于极端，忽略精神的超越与超越型、综合型人才的培育，这里也存在着矛盾。而现代化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同时提出了专业化与通用化的相互矛盾的双重要求。面对以上现代 教育(包括大学教育)的矛盾，我们在坚持统一的基本要求的同时，还应因侧重于不同方面而 采取多样的教育模式，不可“一刀切”。不同类型、风格的学校应有自己的侧重与特色。这 就涉及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北京大学应办成什么样的学校”的问题。在我看来，蔡元培开 创的北大传统，决定了北大应以培养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型的人才为主，它应着眼于 民族的、人类的长远利益，培养为未来国家、人类的发展提供新理想、新思维的思想家、人 文学者，它所培养的各类专家，也不是操作型、技术型，而应该是思想者，是本专业新的学 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方向，新的技术、方法的开拓者。北大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应更注重于基本的学理，基础的理论，应更具有原创性，开拓性与超前性，更注重自然学科、社会学 科与人文学科的相互吸取与综合。为此，应该特别呼唤思想的自由，呼唤作为北大传统的兼 收并蓄、容纳多元思想文化的宽容精神，呼唤“拿来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切”的宽阔胸怀， 为更大胆的，更解放的，更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学术开辟道路。
这是一个理想的“梦”。面对现实，它更是显得不合时宜。当年毛泽东曾尖锐地批评某些教育者把自己的教育对象视为“敌人”，而今天有些教育者则把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视为“不安定因素”，严加防范，千方百计将其强迫纳入既定的秩序， “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大学真的成了“养成资格之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同为“资格”(职称与学位)奔忙，自由主动、创造性的教育受到威胁，如北大学生自己所描述的：“‘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使学习成了机械训练和应付考试的枯燥过程 ，生活成为注重实用，只对专业技能感兴趣的单维化生活。在工艺层面的操作与忙乱中，个 性与创造逐渐消隐……”。——在北大百周年校庆时，读到这样的文字，心里实在不好受： “个性与创造逐渐消隐”，这对北大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不应引起深思么？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日写毕于燕北园
“我的音乐是兼具视觉、触觉与听觉的，从大自然所得到的创作灵感将一直延续到世界各地听众的心中。它不只是新世纪音乐，更是取自大自然的心灵营养剂......”
班得瑞乐团是由一群年轻作曲家、演奏家及工程师组成。1990年开始在瑞士演出，团长奥利弗·史瓦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人，曾与亚历士·克里斯坦森合作为莎拉·布莱曼制作“Time to Say Goodbye”，热爱新音乐的他最终选择了将音乐才华献给瑞士山林。
班得瑞乐团从不在媒体曝光，一旦开始策划新的音乐便深居在阿尔卑斯山林中，直到母带成品完成。置身在山林之中让班得瑞拥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也最具有自然脱俗的音乐风格。每一声虫鸣、流水都是从大自然中记录的，他们为了采集自然的声音，历尽千辛万苦，有时侯守侯数月之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将这些音效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专辑中。
班得瑞的音乐强调轻柔的绝对性，奥利弗·史瓦兹展现他独特的编曲手法，以清爽的配器构架出没有压力、没有负担的乐曲，加之高超的录音技术，使得音乐具有空灵感，溶入耳朵的不只是山林溪水的清新感受，更可以明显放松紧崩的神经，是难得一见的音乐珍品。奥利弗·史瓦兹说：“我的音乐是兼具视觉、触觉与听觉的，从大自然所得到的创作灵感将一直延续到世界各地听众的心中。它不只是新世纪音乐，更是取自大自然的心灵营养剂......”
班得瑞音乐的一个在线播放网址：http://home.jznu.net/vive/bandari/index.htm
bt下载：班得瑞大自然音乐全集：http://dl.btchina.net/torrents/4e/27/66735.torrent
孩子，我在给你说话，你听得见吗?
我希望你能。但又怕，你不能。
记得吗?你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深夜，我抱著你，到沙漠边缘她的
新坟上探望。
我们等了很久，她没来。
我了解她，相信她只要地下有灵，一定会来。她没来只能证明，人
死如灯灭。没有阴魂，没有轮回，物质的运动和熵潮的涨落就是一切。
因此我怕。
那时，你只有三岁。眼睛里含著，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和忧郁。
我至今记得你那眼神。我相信，你也一定记得，那清冶清冶的月光，和
虚含在月光中的、无边无际的荒凉。
那时我在酒泉搞展览，匆匆赶来。办完丧事，就得回去。我们搭便
车，从敦煌出发，经安西、玉门、嘉峪关回到酒泉。路上都是戈壁，川
原一望萧索。车子颠簸的厉害，你被震得头疼，晕车、呕吐、不吃不暍，
又睡不安稳。夜里醒来，直哭。
在展筹处熬过了一段乱哄哄的日子，我们到了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大人们接受思想改造的地方，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你
没有玩伴，没有玩具，没有图书，没有好吃的东西，没有好玩的地方可
去，每天磕磕绊绊跟著我们跑。我们出工你跟到地边玩沙子和石头，灰
头土脸像个泥人。我们开会你在会议室里钻来钻去，呼吸浓稠的二手烟
……就像生长在铁皮屋顶上的一叶小草。
开饭时你跟著我们进食堂，一个月难得吃上一、两次肉菜。有时菜
里肉少，我把我碗里的肉往你碗里夹，每次你都要说，别，爸爸，你也
吃。旁边的人听了，都要夸你懂事。
西北常刮大风，黄埃漫天。你不能同我们一起下地，自个儿在寸草
不生的大院里东站站西转转。天黑下来，就到路边等我。收工路上，我
老远就望见你垂著手朝队伍的方向眺望，小小的身影在苍茫的暮色里一
动不动。近了就跑过来，仰起脸，张开手，要我抱。
一次，我抱起你时，发现你嘴里含著一块肉。以为那是拾来的，不
问情由大发雷霆。说你不怕脏吗不怕病吗不怕丢脸吗……恶狠狠吼叫一
通，喝令你立即吐掉。你一直静静地看著我，吐掉以后你说，肉是中午
我给你吃的，最后一块，含著吮吮滋味，玩玩么。
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哭了。哭得那么委屈那么伤心，嘴唇都
乌了。我一手抱著你，一手握拳在自己头上擂，说，爸爸坏!打爸爸!
你哭著连连遮挡，说别打别打，反而哭得更凶了。
我想，我真是个浑蛋!
二
后来干校领导照顾，给了我一个单间，有台子板凳，还有一个炉子。
用你的话说，那就是我们的家了。虽然简陋，我们在里面制作玩具，讲
童话故事，画彩色连环画，倒也快乐。可惜墙是土墙，那些画无法上墙。
可惜早出晚归，能待在家里的时间太少。
有一次，小秋收回来的路上，我们捉到一只小剌猬，只有拳头那么
大，脸和脚都是粉红色的，眼睛大而亮，鼻子能动，一耸一耸的。给什
么都爱吃，可爱极了。它长得很快，养了两个月，忽然不见了。门窗没
破坏，地上和墙上也没打洞，不知道怎么的就没了。你猜是屋里有个无
形的东西把它吃了，从此不敢单独在家。
那年年底，干校排歌舞，出墙报，布置会场，准备庆祝元旦。没个
会画画的不行，我也得去帮忙，跟著熬夜。我不睡你就不睡，在那里添
乱。夜深了，我送你回家，你直到我答应了不再回去才上床。我和衣躺
著拍你，你问我为什么不脱衣服，是不是等你睡著了还要出去?我说不
会不会，等你睡著了我就睡。你相信我，不久就睡著了。我轻轻地起来，
轻轻地封上炉子，灭了灯，穿过两个大院，又回到会议室。
会议室的窗玻璃上，结著厚厚的一层冰花。虽然灯火通明，人声鼎
沸，又烧著两个红红的大煤炉，烟囱呼隆隆吼叫，大家还是觉得，从门
窗缝里钻进来的夜风，像剃刀片一般的锋利。突然大门洞开，涌进团团
白雾，你大哭著冲进来，浑身上下光溜溜连鞋都没穿。满屋子人声顿息。
我大吃一惊，疯狂暴怒，抓住你狠打屁股，狂叫著问为什么找死。你哭
得张大嘴巴，好半天出不来气。
几个阿姨上来开交，批评我脾气太坏。我不答，用大衣包起你，抱
著在炉边烤。你坚持把手伸出来，捉著我的一个手指。透过老厚的羊皮，
感觉到你在一阵阵颤抖。后来你睡著了，小手仍捉著我的手指。望著你
冻得青紫的小脸，和微微地一动一动的手指，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
深夜里一个小女孩赤身露体光著脚丫在冰天雪地里奔跑的景像，即使天
上的星星见了，也定会骇然惊心。
好在那一次你没感冒生病，也是大幸。
第二天一觉醒来，你又说又笑，把这事忘了。我仍然感到惭愧和痛
心，自称坏爸爸。你回答说，不，不是，爸爸好，爸爸好得很。
那时的我，好像有点儿神经兮兮，不知怎么的，眼睛里就有了泪水。
三
我和你母亲，是1966年三月在敦煌文物研所结婚的。六月文革大
恐怖来时，我首当其冲。她带著我的文稿，到你外祖母家避风。你外祖
父是著名的内科医生，在敦煌医院当院长。你妈刚回去，他就成了反革
命。家门洞开，市民红卫兵进进出出，抄家打人没日没夜，无可逃遁只
有面对。 ．
你是1967年元月出生的。正逢灾难的高峰。那时我以为，灾难不
会长久。我想暴政的原则已经推行到了极端，无法再照样维持下去。所
以虽未看到亮光，总觉得隧道已到尽头。你的名字高林，取自陆游《残
冬》诗中的一句：“已见微绿生高林”。以为将会看到，新树的繁枝在
春风里摇曳。历史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无法预测。主观愿望影
响客观判断，无异自欺。
我不知道，你在母腹之中，是否能感受到母亲的焦虑和惊恐？是否
能听见外面的吼叫和呻吟？我不知道，在你新来乍到混沌未开的心灵
中，那些噩梦般的镜头，那些狰狞的笑，快乐的围殴，黑夜里在手电光
下一闪一现的鲜红的血，以及每次试爆原子弹以后，那些戴防毒面具穿
密封服、在大街上测量放射性微粒浓度的防化兵，会留下怎样的意像？
你的几张婴幼儿时期的照片，我们逃亡时都带到海外来了。每当我凝视
它们，都要注意到你那不像是儿童的眼神：那么严肃，那么忧郁。我不
知道，那是不是，意像集合的折光反映？
原以为把你送回江南故乡，有祖母和二姑妈照顾，有表哥表姐作伴，
你会过得舒适一些。不料你一去就生病。疥疮、肾炎、肾盂肾炎、鼻炎，
鼻窦炎，囊肿、头疼，接连不断。祖母和二姑妈一趟趟赶长途汽车，带
你上南京鼓楼医院。每天背你进背你出，为你另做无盐而又营养的饭菜。
由于有病，你比表哥表姐得到更多的关心。也由于有病，你不能像他们
那么快乐。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我回到高淳，带你们到野外去玩儿，看
到他们奔跑叫喊而你在后面慢慢地走，心里很难过。
我的第二次婚姻，带来无数矛盾冲突。原以为这只是大人们的悲剧，
没想到也是你的。我一年有十一个月在外地，那些争吵都听不见。回到
高淳卷进去，一个月都受不了。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受多少！封闭小
城，没有隐私，街头巷尾流言蜚语不知凡几，更没有人想到要回避小孩
子。我一句都听不得，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听多少！记得那年回去，
祖母姑妈为了息事宁人，要你改叫我舅舅，你不肯，坚持叫我爸爸，我
很感动。但是这一切会使你多么伤心，却没好好想过。
四
祖母姑妈万不得已，带著你们离开淳溪镇搬到乡下。千辛万苦，又
是一番风雨，一番狼藉。好在到你能上学的年龄，除了有时头疼，你的
病大都好了。能够和表哥表姐一同，每天带著午饭到城里上学。来回十
几哩地，得要起早摸黑。江南多雨，往往道路泥泞，圩堤上更是滑溜。
真不容易！
那年回淳探亲，在城里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乡下。你们正放寒假，
个个争著学骑。大人的车，小孩骑不上去。抱上坐位，两脚悬空，没法
教。你们天天把车子拖到稻场上，同几个邻居的孩子一起折腾。回来时
别的孩子都好好的，只有你跌得皮青肉肿浑身土，脸上手上一条条擦痕
透著血丝。叫你别去了，不听，赖著要去。旧伤刚好又有了新伤，这里
那里涂著红汞像个大花脸。过年穿的新衣，也撕了几个破口。
五六天后你能骑了。我到稻场去，见你握著把手站在踏板上，一只
脚从车杠底下斜伸过去蹬另一个踏板，一扭一扭蹬著飞转。别的孩子都
没练会，只能在场外边看著你骑。我想这就是不怕痛不怕跌的结果。有
一天你回家来浑身湿透冶得直抖，原来你离开稻场越骑越远，在田间小
路上冲进一个池塘·把车子捞回来以后坚决不许你再骑，这才减少了许
许多多的慌乱和麻烦。
我和祖母，还有二姑妈都很欣赏你的勇敢顽强，但是祖母嘱咐，不
要称赞你，免得你越加没个遮拦。我嘴上没说，心里是高兴的。
更使我高兴的是，你在学校里，虽然有时头疼，成绩一直很好，在
班上名列前茅。
七十年代末，我和二姑妈先后获得了所谓的“平反”，恢复名誉，
恢复工作，命运开始好转，但祖母却逝世了。你跟著我东奔西跑，不断
更换学校，进出陌生的城市和人群。
北京十一学校，兰州大学附中，甘肃师大附中，四川师大附中，都
是名牌重点中学，中途插班，你都能很快赶上，挤入前三名去。我真为
你骄傲。
那时候，你常常说，你常常梦见飞翔，梦见自己像鸟一样在天上飞
翔。你常常仰望著高空的飞鸢，平展双臂想像同它一样。我在童年和少
年时代，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验。青年时代死地生还，最美丽的憧憬都
不过是隧道尽头的亮光。你一定不知道，你那些无心的话语和自然而然
的动作，是怎样地把我的人生，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
五
你仍然有时头疼，四处求治，找不到原因。北京天桥医院，据说是
国内脑科最好的医院，XXX大夫，据说是国内最权威的脑科专家，他
们没查出器质性病变，诊断为神经性头疼。但久治无效，也令人生疑。
后来你精神分裂症发作，头疼就好了。不知道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
联系？
1985年夏天，一个闷热的黄昏，果果来帮我们修理电炉。你一直
在旁边看，同他又说又笑。他走后，你叫我到三楼窗口，指著他肩膀宽
阔的高高背影，说你看他，好英俊哦。我吃了一惊，好像是突然地发现，
你长大了。
那年你十八岁，在川师附中上高二。
果果的父亲苏恒教授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全家都喜欢你。就
问你是不是喜欢他，要不要我替你通个气？你说别别别，我不爱他。我
要是爱他，我自己会说。我说我也觉得他很英俊，你说男人的价值不在
英俊，而在头脑。我又吃了一惊：完全没想到你会说出男人的价值之类
的话。
你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和《简爱》，介绍你看了一篇评论它们
的文章。文章写得非常好，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社科院研究马
斯洛，年逾四十，头顶微秃，既矮且胖。以前来访，你从没在意。因为
这篇文章你爱上了他，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告诉你，他在北京有女朋友。我说即使他没有，而且也爱你，文
章如何也不等于人就交口何。“千古高情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
样的事多得很。这不是说他也那样，而是说他是不是那样你得先弄清楚。
你不听，一封又一封写信，直到他同别人结了婚，仍然失魂落魄伤痛欲
绝。我很心疼，但帮不上忙。幸好那时你高中毕业，即将去天津南开大
学读书，明朗的前景冲淡了灾难的阴影。随著行期的临近，你洗补衣被
添置用品收拾行李，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很高兴。
我完全不知道，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有人整理了我的材料，向
国家教委告状。开学前夕，南开组织部长王昆和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刘福
友先生先后告诉我，南开由于录取你，受到国家教委的批评，不得不取
消了你的名额。你拒绝接受事实，坚持要去上学。几天后突然失踪。在
车站找到你时，目光呆滞，言语异常，送医院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六
第一次到精神病院去探望你时，你已清醒。脸有些浮肿，眼神忧郁，
反应迟钝。两个脚后跟都破了，血肉模糊。
问你脚怎么破了，你说你不知道。
去问医生，说是你要冲出院门，他们抓住你打了一针，拖你回病房
时，在地上和楼梯上磨的。
我咬紧牙关，没有出声。
记起那年你母亲下放去世，我带你离开敦煌农村，公社干部不给转
粮、户关系，说小孩子长大了是个劳动力。我据理力争，才办成了。“迁
移证”上的“原因”栏里，用褪了色的墨水，潦草地写著“投父”两个
字。虽是公文词汇，仍使我感动莫名。
想不到“投父”的结果，竟然如此。
“投父”以来，我一直没能好好照顾你。“平反”后虽把你带在身
边，但基本上是你上学，我写作和教书，各自努力。甫从深渊出来，我
各方面压力很大。加上一肚子的愤怒和悲哀，总想呐喊，总想论理，总
想唤起人们的反抗意识，日夜写呀写，忙乱而烦燥。招来一连串新的迫
害，生活一团糟，离婚官司一打好几年，让你也跟著受罪。
你是个好孩子，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我为你骄傲。但是你有什么
烦恼，有什么心愿，我既不知道，也没想到应该知道。生活上更是马虎。
我不会做饭从不做饭，等你放学来，就一起到学校食堂吃大锅饭。从来
都没问过，你爱不爱吃这个，有一次你告诉我吃馒头吃腻了，我都没往
心里去·
记得那年在兰大，听说师大附中的升学率比兰大附中要高，你坚持
要我找关系给你转了学。师大很远，临走前夕，你一件一件检查我的衣
服。把所有的破口都缝合了，所有缺失的扣都钉上了，所有肘、膝、领
口，袖口磨烂之处，也都补上了颜色近似的布·看到你薄暮时分坐在开
著的窗前一针一针缝补，我心里十分感动。但是竟然没有想到，起码应
该，说一句感谢的话。
许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甚至你出院归来，我痛心疾首之余，也还常要忘记，督促你遵医嘱
按时服药。
医生嘱咐，闲在家里不行，得做点工作分心。川师人事处以照顾你
的名义，向劳动局要了一个工作名额给了别人。这事我到南大以后才知
道。南大答应给你安排工作，由于我被捕入狱，他们也没有兑现。这事
我出狱以后才知道。
知道了也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无能。只能抱著深深的歉意，说一声：
孩子，对不起！
七
曾经一度有过，你完全康复的希望。
1987年夏天，法院在拖了七年之后，终于判决，许我离婚。那年
年底我和宝姑姑在成都结婚，她也从北京调到了成都。在你母亲去世十
七年之后，我们终于，又有了一个共同的家。
你的直觉非常好，虽然阅历很浅，评论我的朋友往往很准。在北京
第一次见了宝姑姑，你就给我说，这人信得过。那时我和她，还仅仅只
是朋友。你在玉泉路十一学校上学，我在建国门社科院哲学所上班，她
在国子监街首都博物馆上班，三地相距遥远。你有什么困难，总是给她
打电话，而不是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你能识人。
你发病时她在北京，一直想给你找个心理医生。华夏研究院有个郭
桦，自称专业心理医生并答应到成都给你治病，要了她很多钱。临走说
没有寒衣，把她的皮大衣、呢子大衣和毛衣毛裤全借走了。天冷起来她
只好穿她母亲的衣服。但那人没来成都，不知去向。找到该院负责人谢
滔，说人已失踪，他们也在找。
你出院后，靠药物控制，倒也能维持清醒。药是抗忧郁剂和镇静剂，
有副作用。久服伤肝，也使智力迟钝。你怕，常自动减药，病情难得稳
定。我也怕你变笨，不知何去何从，任由你以身试药，甚至有时候，事
情一多家里一乱就烦得不行，批评你这个那个，而不体谅你是个病人。
知道宝姑姑要来，你也非常高兴。我接她到家那天，一进门就看到，
原先空白的墙上贴著“热烈欢迎宝姑姑”七个大字。一个字一种色，红
绿黄蓝金橙紫，高低横斜错落有致，五颜六色叮当响，热烈而欢乐。我
很惊讶，宝姑姑则高兴得搂著你直跳。
一天三次，她要你遵医嘱服药。你的情绪稳定下来。家里也收拾整
齐，窗明几净像个家了。我回来有热饭吃，你也有个人可以谈谈心。你
爱谈心，她在艺术系教课，回来就同你一起，边做家务边聊天。同她说
那些给谁也没有说过的心里话，你好像有一块郁积多年的堵塞物在胸中
逐渐消散。那个由黑色闪电般的忆像；凝固的意识流；来自世外的呼唤；
形而上的痛苦；颠倒的梦和绝望的深渊之类组成的心灵的地狱，由于曝
光而淡化而失去深邃，成了一个个模糊的斑点。
逐渐地，你愿意重新开始学习了。你仍然异常聪明。英语，电脑、
绘画、钢琴，都学得很快。虽然烦躁难以持久，常要更换课程，但既已
学过的都不会忘熟。隔了一段时间，仍可从中止处继续。随著时日的推
栘，中止期越来短，学习也渐渐有了兴趣，我们都很高兴。
一次，我们谈到你将来想做什么，你的回答，石破天惊。你说你病
好了要学医，将来当一个心理医生，专治精神分裂症。你说你病了才知
道，这个病有多痛苦多可怕，好了才知道怎么出来。你说你立志要帮助
别的病人，少受痛苦和早些出来。你说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都了不
起，但又都缺少切身体验，说起来终觉隔著一层，有时候还自相矛盾。
你说你将来要写一本书，补充他们留下的空白。
再一次为你骄傲，这次是我们两个。
那是快乐的日子。每天傍晚，我们出去散步。在校外的山野里，三
个人齐步走踏著拍子，边走边唱歌。有些歌是我们临时胡编的，自己喜
欢，就天天唱。记得吗：
走过了东山坡
走过了西山坡
东山个西山
咱们哪三个
笑那么笑呵呵
笑那么笑呵呵
很可惜，我们调到南京大学以后，校外就没有这样的山野了。
八
1989年“六·四”后，大逮捕浪潮席卷全国，大学校园里人人自危。
怕你受惊吓，送你到高淳二姑妈家暂住。
我被捕后，警察搜查了我们在南大的家。我先是被关在南京娃娃桥
监狱，后来又押解到成都四川省看守所。宝姑姑为了采监，也从南京赶
到成都。
我的罪名，叫“反革命宣传煽动”。说来说去，都无非我公开发表
的那些文章，还有一些私下的谈话和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无法定罪。
关到第二年春天，又把我放了。但不是“无罪释放”，叫做“结束审查”。
没有结论，说要敢乱说乱动，随时再抓回来。
宝姑姑身体单薄，经不起这一番折腾，我一出监狱，她就病倒了。住院
三个月，瘦得皮包骨。这期间，在国家教委的压力下，南京大学不要我
了，收回了我那套被查抄得乱七八糟的住房。我们回到南京，已经无家
可归，只能卖掉书籍家俱，重回川师大暂住。
人事档案在南大，粮、户关系在川师大。不能动弹，不能教课，不
能发表文章，不能出书。巴蜀书社出版《高尔泰文选》，两次发排两次
被撤下。幸而我会画画，有个宣泄的渠道。宝姑姑病好些了，已可到艺
术系教课。生活安定下来，把你从高淳接到成都，继续中断了的生活和
学习，继续那每天黄昏山野里的散步。
想不到命运又来敲门。
两个被通缉的逃亡者一北明和郑义不期而至。他们被警察追捕，身
无分文，走投无路。郑有病，必须开刀，得帮助他们。
这种事本应绝对保密，但为了替他们筹钱，寻找安全的住处和可靠
的医生，不得不多方找人，骑著自行车整天在城里跑，也碰了不少钉子。
所以当这些问题解决，他们平安上路以后，我们自己却失去了安全感。
不是不相信朋友们。但我们清楚地记得，在狱中警察问到的事情，
有许多除了朋友，没有别人知道。要是再进监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
再出来了。何况这一次，是宝姑姑和我一同“作案”。想到她的健康状
况，想到肖雪慧阿姨出狱后所谈的女监的情况，不由地毛骨悚然·
于是我想到逃亡。
逃亡是冒险，但等待是更大的冒险。我想与其寄希望于敌人的疏忽、
朋友的谨慎或者忠诚，提心吊胆过无能为力的日子，不如投身于不可知
的命运。
宝姑姑胆子小，不敢上路，拖了又拖。后来北明郑义逃到香港，把
我们处境的信息带到那边。那边来人营救，这才下了决心。
虽然一直在想，真要走又觉得突然。
拜托三姑妈照顾你。她是我亲妹妹，交给她我们放心。问题是她和
三姑父都要上班，平时白天家里没人。所以又拍电报给高淳的二姑妈，
请她来成都陪你。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你关心的只是我们的安全，一
再叫我们路上小心。一再叫我们一到那边就来个信，好让你收心。
不能照顾你，我们很歉疚。听你这么说，心里更难过。前程波诡云谲，
只能嘱你保重，只能希望平安到达那边，并能早些安定下来，把你也接
过去，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九
行期行程都由营救者决定。二姑妈接到电报就上了路，路上要走三
天，我们不能等。前途中转换乘，已有人买好票等著。来不及收拾家里，
慌忙就上了路——跟着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
临走那天，宝姑姑准备行装，我送你到三姑妈家去，嘱你在路上别
东张西望显得紧张。班车上有几个熟人，你又说又笑若无其事，下车后
还批评我笑得不自然紧张兮兮，怕我在路上出事。我说没那么严重，你
放心。
我们在三十八路终点站双桥子下车。换乘三路车，要步行到牛市口。
你抢著要提那个包，我说我力气大，还是我提吧。你不肯，两个人抬著
走。
那段街没店铺，房屋路面一色灰不溜湫孔孔洼洼，车过处尘土飞扬
污水四溅，行人都不驻足。
走著走著，你突然说：爸爸，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说但愿是那样吧。
你说：你最大的福，就是有宝姑姑。
我说是。
你说：你有她，我就放心了。
我说你完全可以放心。话刚出口，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
乎刚才的交谈，有一种诀别的意味，不由得心里一沉。
把提包扛到肩上，我说，我们一到那边，就马上给你来信。
你说：我等著。
“我等著”，这三个字，至今在我的耳边回响。
那一段偏僻的街路，也常在我的忆梦中出现。那地方，我以往只偶
尔路过，疏远感都很强烈。打那天以后它变得非常亲切，连那渗透一切
浸润到心底的灰色，也透著一股子土厚水深的乡愁：好像“故乡”这两
个字的全部含义，都集中到了这个小小的点上。
那天，是1992年六月二十八日。
十
七月十一日深夜，我们到达香港。船靠岸处，不是码头。营救行动
的负责人X牧师，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开车来接我们，安排我们住
在立法局议员张文光先生家中。招待非常热情，一连十几天，夫妇两个
把卧室让给我们，自己在客厅沙发上过夜。素不相识，落魄中厚爱如此，
我们诚惶诚恐感动莫名。
没给你写信，也没给任何人写信。主人要求我们，不要出门不要和
外界联系。因为营救必须保密，没通过港英当局，我们是非法入境，不
能暴露身份。
为要转换身份，得先去投案自首，通过监禁审查才有可能。这是法
律程序，X牧师叫我们放心。他说，执法人员了解情况，一定会尽快处
理。等你们休息几天，材料准备好了，我派人送你们去。
就这样，我和宝姑姑一同，进了香港北郊的新屋岭盐狱。
好像是命中注定要再坐一次牢，逃脱了一个又进了另一个。宝姑姑
是第一次，我则是第三次了。三次坐牢，境遇都不相同。前后的对比差
异，丰富经验不少。
十几天后出狱，拿到两张合法居留的身份证。
X牧师接送我们，到海边一个渡假村暂住。他说香港地接大陆，形
势复杂严峻。在获得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之前，安全仍无保障。虽可合
法居留，还是不能曝光。除了他和他的助手，绝不能同外界有任何联系，
特别是同大陆的联系。
我们要求写一封简短的家信，他说不可以，这不光是为了你们的安
全，也是为了我们和其他人的安全。
住处离市区很远，我们难得进城，常在海边散步，常常谈起你。对于临
别那天你在双桥子到牛市口路上的那些话，宝姑姑特感动特感激。她说
她总觉得对不起你，她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是她的亲生母亲，我
会丢下她跑这么远吗？
望著海那边隐隐一发青山，我们默默祝愿，一切都会好转，团聚的
日子快些到来。
十月初进城购物，遇到在大陆见过面的王承义先生。他是我极为尊
敬的一位师长的儿子。我请他以他的名义，给你打个电话。几天后他来
到我们的秘密住处，告诉我们你已不在人世。
整整三个月，你在家里天天望信，愈等愈烦躁，旧病复发，来不及
送医院，突然失踪。第二天在郊外的树林中，找到你归还给大自然的躯
壳，才知道你已在前一天走了。
那—年，你二十五岁，和你去世的母亲，同年。
十一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坟墓。
二姑妈把你的牌位，供在了九华山地藏菩萨的身边。
流光如水，我们来到美国，转眼已经五年。五年中我们换过不少住
处。不管到哪里，我们房里的柜子上，总是立著一帧你的照片。宝姑姑
常拂拭镜框，使保持光洁明净。照片旁边的瓶花，也常常更换，使保持
新鲜。每到清明，她都要给你点一炷香，表达我们的感谢(为了你给我
们的爱)，我们的负罪感(没能好好照顾你)，我们的深深的遗憾和无
尽的思念。
仅守著遥远祖国古老的风俗，在清明那天，我们也要给你的母亲、
宝姑姑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点香。他们大家，直接和间接地，
都是专制暴政的牺牲者与受害者。记著他们的恩情，但已不能报答；记
著他们的苦难，但已无从复仇。“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有一种
渺小的个人在巨大的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感觉。
在国内时，曾想影响历史的进程。那份不顾一切的狂热，无非是一
种意义的追寻。自从越过国界，我也就失掉了这种意义。
为保持思想对于政治的独立，为能以真我面对人生，我们躲进了山
野，息交绝游杜门谢客除了一栋老旧的乡村小屋，一台电脑、两架书，
还有一些画具以外，陪伴我们的，就只有无边的森林和长长的海岸线了。
低空有许多海鸥临波，高空常有山鹰盘旋。看到它们，就想起你，想起
你那平展两臂凌空飞翔的姿势。有时候，恍惚里会觉得，它们是你的化
身，或者你就在它们之中。
现代物理学说，在混沌宇宙中，时间箭头的趋向取决于熵潮的涨落，
因此它是可逆的。我想既然时间可逆，所谓“轮回”也并非绝对不可想
像。太阳系和人类文明的起灭，都无非许多随机因素的偶然遇合，生生
灭灭不知凡几。我不知道每次周而复始，它们是否相似？我不知道冥冥
之中，是否有一种安排？我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地下”？我想如果有，
那必定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隧道，从那里也可以回到这个世界来。也许
什么时候，我们会再度相逢。
踏著斜阳树影，同唱那自编的歌谣。
至少，我们可以，存著这个希望。
作者：仆牛 提交日期：2004-7-25 14:00:00
告诉你西部孩子的真实生活
6年后从西部走出的我作为归国学人再次走进西部去看望那里孩子的生活、学习 我想说，那一口米饭好辣 好辣
离开西部的家已经6年了，但那里的贫瘠和落后现在仍历历在目，那片土地现在是什么模样？10月18日至27日，出生于西部的我跟随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铁道部、卫生部、农业部、武警总部、全国妇联等单位共同主办“安康计划西部行”进内蒙、过宁夏、穿甘肃、跨四川、入贵州，行程9000余公里，深入走访了西部的贫困学校、家庭，从繁华的大都市到穷困的西部山村，我的感受与其他海外学人又有所不同，在我的眼中一些贫困孩子的生活就是我的过去，而在贵州的甲坝民族小学我却看到了让我这个西部儿子眼涌热泪和终身难忘的一幕幕。因困窘失学和伤害正深深的缠绕着西部儿童，他们在期盼着更多的关注。
当城市里的孩子将整只的“巨无霸”毫不可惜的丢弃时，甲坝民族小学的孩子却一日三餐捧着白米饭就着足以让人吐舌头的辣椒或声怕多倒而小心翼翼的在米饭中放进一点已没了味的酱油权当佐料欺骗着自己的味蕾。现在，我的舌尖上还留存着那一勺米饭的苦辣，我想这滋味可能在我经后一想起西部的家时就会不由自主的浓烈起来。
我的手在掀开贵州省惠水县摆榜乡甲坝民族小学四年级学生王线的大木箱时感到了无力，那个用她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的大木箱里存放的东西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根本没有上锁的必要。小半碗几乎不够这个嬴弱的小女孩吃一顿的大米，小罐头瓶中储存的一点辣椒酱，5片白菜叶是大木箱里的全部内容。站在旁边的李家明老师告诉我，大米的量再多一点点就是王线一个场（每星期日乡邻们要赶一次集市买东西，他们的一周的时间是以场计算的）的全部食物。
每到赶场放假，王线都要走40里山路从家里背回一个星期的口粮。打开王线的饭盒，里面除了凉米饭就是辣椒酱。在征得王线的同意后，我用小勺尝了一口她的辣椒米饭，一入口那辣味就迅速的开始从舌尖向舌根蔓延，到咽喉时我已顾不得什么不断得吐着舌头并用手扇着风，不知是太辣还是激动，就觉得眼里有液体要向外涌。吃过成都的火锅和湖南的辣鱼，但我敢说，这一口米饭的辣味是刻骨铭心的，恐怕一生得留在我的舌尖上。
白米饭加辣椒并不是王线的中餐，也不是晚餐，甲坝民族小学的516名学生每天、每月的每一顿吃的都是这些，要变花样也就是有时把辣椒酱换成酱油或在锅上蒸米饭的同时在白水中煮点没有油腥的土豆、白菜佐餐。我继续掀开和王线同屋的王艳玲、杨朝芳、陈应花、陈应芬的大木箱，里面的内容丝毫没有变化。
当城市里的孩子享受着四季恒温的教室仍须早接晚送时，甲坝民族小学的孩子却三个或五个蜷缩在一卷旧棉絮中，而陪伴他们的没有低回的童谣，只有穿过屋顶眨着眼的星星。我在想每张床上的孩子可能都有一个不同的梦想，但在采访时，他们说，大家共同的心愿是下雨时再不要抱着被子蜷缩在墙角挨过一夜，因为第二天课堂上会打瞌睡。
王线、王艳玲、杨朝芳除了上课、吃饭在一起，睡觉也是无法分开的，因为学校宿舍实在太有限，她们三个人必须挤在一张木板床上，已有20多年历史的老屋早已在风吹雨淋下露了天，摆榜乡平均海拔1408米，年平均降雨1100毫米，老屋是根本无法挡住隔三岔五就不约而至的雨水的，王线她们只好把床挪到漏雨稍少的那一边。我打开她们的木箱时发现，长期雨水浸泡木箱已有些发朽了。和王线她们面临着同样困扰的还有另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男生宿舍，我走进去时稍过了会眼睛才适应过来，但从各个床上伸出的小脑袋却先吓了我一跳，拖着青鼻涕的、有些害羞转过脸的、带着惊疑眼神的挤挤挨挨在一起，他们出门都要从床上翻过。最后我才数清楚，每一张上下床上都睡着三四个吃着白米饭、盖着旧棉絮、晚上数着星星睡去的男孩。李老师告诉我，这里有下到二年级上至初三的62个男生，若遇漏雨他们比王线还困难，大家有时就要抱着自己的棉被挤在角落里挨过一晚。年平均气温13、6摄氏度的摆榜乡的屋里是不生火供暖的，孩子们三五个盖着一床发黑的棉被的另一个好处是大家可以相互用体温取暖。
我在学校唯一的教学楼的楼梯下还发现了另外四个女孩，李瑞珍、何贵菊、唐敏、唐群四个小女孩从脸色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她们的营养不良，已经上初三的她们要比城里孩子明显矮一大截，但就是这样，进出这个所谓的小屋时她们还是要极低的弯腰低头，但给我讲起小屋，她们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李瑞珍悄悄告诉我，和其他同学相比，小屋的最大优点就是下雨不用手忙脚乱的四处躲藏，这一点也是其他同学最羡慕之处。此时，她们正用没倒油的辣椒酱炒米饭,看到这些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了，而有声怕伤害到她们的自尊，只说让她们买学习用品急急从身上掏出了仅有的100元钱塞到了她们的手中赶快离开了这间楼梯宿舍，中央电视台的海外学人王越也不忍心再拍下去脱下御寒的棉衣递了过去。
当城市里的孩子沉迷于电脑上刺激的电子游戏而父母为之万分头疼时，甲坝民族小学的孩子却要赶紧抄写完黑板上的板书，因为再过一会儿雾气就会完全吞噬它。这所学校今年考上高中的只要7个孩子，但真正去报道的是3个，剩下个孩子家里实在无法挤出学费，和其他落榜同学一样，他们或种田放牛，或远走他乡开始打工。我虽没有见到他们，但却能深深的感到他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选择的是一种叫无望的东西。
我在甲坝民族小学的黑板上没有发现老师板书后的任何残迹，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李家明老师的解说让我解开了谜团。甲坝的高寒多雨使他们这儿长年处于雾气笼罩之中，教师们必须抓紧有限的晴天来上课，而在大雾天中，学生们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赶紧抄完黑板上的板书，要不雾滴在凝聚后就会把粉笔字冲刷模糊，而老师则要紧着把字擦掉，要不沾水的黑板再要写字就万分困难了。
学习条件再艰苦对于老师和孩子来说都可以用意志去克服，但让老师们痛心的是孩子的失学，李老师告诉我，一般第一学期孩子们到的比较齐，但第二学期就有人无影无踪了，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今年，在80多个学生中有7个考上了高中，但报名去的只有3个，其余4个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而放弃了，和许多这里的孩子一样，他们的最终命运是在家种田放牛或出外打工。根据摆榜乡的统计，全乡目前有415名7至12岁的适龄儿童因经济困难而失、辍学。50年来，全乡有大专文化的仅5个人，中专（高中）文化的39人（分别占总人口的0、05%和0、4%）。一路西部行，听当地领导介绍，向这样的情况绝非摆榜乡一处。当城市中的母亲在医院中为以后是穿比基尼还是连衫泳装确定如何抛腹产而左右权衡愁眉不展时，西部贫困地区的母亲正无力的拿起一把带着锈迹的剪刀伸向连接她和婴孩之间的脐带，虽然这个婴儿可能在没有看清这个世界前就会因破伤风死去，而活着的婴孩会和圈里的小猪、小牛一起长大。我被那双纯净的大眼睛深深刺伤了，此时，我已无法正常的判断，小家庆是幸运还是不幸。
一双大眼睛的纯净也会使人感到了惊栗不安，在甘肃陇西漳县虎桥竹林沟东洲春蕾小学外我得出了这一结论。在人群中，一个爬在父亲背上的小男孩就那样不眨眼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举着相机的我不断逗引他，但他并没有该有的任何反应，在一边的母亲怯怯的告诉我，这个有着纯净大眼睛的孩子官名叫胡家庆，他是脑瘫，三岁了还不会讲话、走路，也许一辈子都要在他父亲身上度过。有着这样一双眼睛的孩子怎么会和脑瘫握手？我在西部长大，但在我的记忆中周围很少有这样的孩子，在请教了当地卫生局的领导后才知道，造成小朝文脑瘫的原因就是他贫困的母亲在家中自己生产。卫生局的老阿姨告诉我，一支蜡烛或煤油灯、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一床破旧的棉絮就是西部贫困地区母亲生产时的全部用具，往往孩子出世后颤颤巍巍握着剪刀剪断脐带的是早已筋疲力尽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若遇难产十有八九会母子双亡，而新生儿在这样的卫生条件下感染破伤风的死亡率也高的惊人，过了生死关，孩子还要继续煎熬，有些地方是不让妇女在家中生产的，她们只能在牛圈、猪圈中默默忍受巨大的痛苦。据卫生部门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西部贫困地区，新生儿的死亡率一般都在万分之一百六十，甚至高达万分之二百五十，造成这个惊人数字的根本原因是西部贫困地区有73%左右的母亲在家中无专业医师陪护的情况下自己生产。面对这样一组数字，我再也无法判断脑瘫的小朝文在其中是不幸还是幸运儿。
在“安康计划西部行”出发前，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程淑琴秘书长深情的告诉了我她在西部考察时一次至今想起仍会眼眶发潮的遭遇，当面对一个班30个同学人人捏着一个无法再削的铅笔头，仍埋头在昏暗的教室里认真听讲、写画时，她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转身跑到村里唯一一个估计掏出300元就能包下全部货物的小卖部里买来一大捆新铅笔，郑重的发到每一个同学的手中，但之后她惊奇的发现，整个教室中没有一个人扔掉手中的微型铅笔，他们都将新铅笔悄悄得放进了书包的深处。现在，秘书长还珍藏了其中的一只铅笔头，在为西部儿童四处募捐劳累时，她会拿出那个捏不住的铅笔头看看，想想那一幕后就又开始了毫无停歇的奔波。
虽然我本人也生在西部，长在西部，也曾是“铅笔头故事”中的主人公，深深体验过贫困对于一个孩童的意味，并在听了秘书长的故事后有了心理准备，但在安康计划西部行的整个过程中我仍无法平静下来，完全站在一个纯海外学人的角度去观察身边的每一件事情，有时又会情不自禁的置身于事件之中，同时，我也看到，随行的每一个海外学人都不是在完全冷静的触摸这一新闻事件，多多少少掺杂进了个人感情，在成都，因为成行前考虑到西部地区的低温海外学人们都只有一件羽绒服可穿，而当时气温却是20摄氏度，千龙新闻网的编辑李健颖花100余元买了一件T恤，一路看完了孩子们如此艰难的学习和生活，她悄悄告诉我，“花这么多钱买衣服感觉自己是在犯罪”，在行程总结会上，中央电视台的余朝辉讲到动情处竟当着30多个人的面号啕起来，我相信，不只我一个人，可能任何一个海外学人在那一双双一如西部的天空般纯净的眼睛面前都无法坦然面对、泰然采访。这时，我就想，一个从西部走出的海外学人的描述能否转化成一种力量，哪怕是十分微小，去改变哪怕是一个孩子或母亲的命运。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
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s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这是海明威相当喜爱的一首诗，曾刊选在其小说“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扉页上。
它告诉我一个朴素的道理：“去爱周围的人”。
第一要现实，不要任性，不要在真空中思考虚设的问题，目前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就业和生存，学好本领才是硬道理，这需要踏踏实实的下功夫。
第二，要自制。如果你象挑剔你的情人一样挑剔自己的行为，那么你的情人要比现在的好很多。
第三，人们生而平等，不要顾忌别人（有好人也有坏人）的脸色而委屈了自己，无论你是多么想把事情处理好。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并不是好事，这并不能解决问题，要冷静沉着，可以循序渐进但不能自暴自弃。
第四，惰性是与生俱来的习惯，但绝不是好习惯。改变习惯要从行动开始。
第五，不要遇难而退，要知道为之则难者亦易矣，这不仅应用于大目标，而更实际的意义是能助你走出解决眼前的困境，并走得更远。很多时候你都会发现河水不象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象松鼠说的那样深。
第六，不要问别人幸福是什么，你的快乐和痛苦自己清楚。
第七，从做好眼前的事情开始。不要以为思想压倒一切，多懂一些道理固然好，但是人的精力有限，行动其实更重要。不需要懂的道理就不用去懂，这也是一个道理。
第八，要懂得知足者常乐，你我皆凡人，肯定又很多事情不会尽如人意，要懂得不懈的追求，也要懂得珍惜的对待。
这是改编自一篇bbs的文章，讲的有些道理，贴在这里是时常告诫自己的。我时常忘记曾经以为我会永远坚持的东西，呵呵，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还是放在这里经常看看吧：）
转载自天涯社区，关天茶社（http://www2.tianyaclub.com）
这篇文章的消息是从《南方周末》上看到的，据说对它的回复已经超过500。很有兴趣地去看了看，然后也转载于此。现今网上讨论的厉害，什么7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有80年代出生的一代，通常后者会引来众人的批判。作为这一群体中的一个，我总是以一种饶有情趣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呵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而有些已经渗透入骨髓的东西却是无法改变的，我们依然这样生存下去。
焚烧的家园与寻找童谣的一代人——为生于1980初（1978—1983）的孩子们而作
我为何而生 [英]罗素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这些感情如阵阵飓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
我所以追求爱情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爱情有时给我带来狂喜，这种狂喜竟如此有力，以致使我常常会为了体验几小时的爱的喜悦，而宁愿牺牲生命中其他的一切。其次，爱情可以摆脱孤寂——身历那种可怕孤寂的人的战栗意识有时会由世界的边缘，观察到冷酷无生命的无底深渊。最后，在爱的结合中，我看到了古今圣贤以及诗人们所梦想的天堂的缩影，这正是我所追寻的人生境界。虽然它对一般的人类生活也许太美好，但这正是我透过爱情所得到的最终发现。
我曾以同样的感情追求知识，我渴望去了解人类的心灵，也渴望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同时我还想理解毕达哥拉斯的力量。
爱情与知识的可及领域，总是引领我到天堂的境界，可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却经常把我带回现实世界。那些痛苦的呼唤经常在我内心深处激起回响，饥饿中的孩子，被压迫被折磨着，给子女造成重担的孤苦无依的老人，以及全球无情的孤独、贫穷和痛苦的存在，是对人类生活理想的无视和讽刺。我常常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减轻这不必要的痛苦，但我发现我完全失败了，因此我自己也感到很痛苦。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发现人是值得活的。如果有谁再给我一次生活的机会，我将欣然接受这难得的赐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