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f在那儿支教一年，从下文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他的到来对那里的孩子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可是，再过一个多月，cuf就要回上海了。按照以往的经验，他回来以后，不会再有其他支教老师去接他带的那个班。他回来以后，他教的班级会怎样？他的热情还会持续感染那些孩子多久？那些孩子，他们的希望在哪里呢？
以下全文皆转自http://bbs.shtu.net.cn/，“情牵西部”版块，原名《期中考试》，作者为cuf1123。
先提供一个参加期中考试的人数数据：
初一 应到人数 698人
实到人数 406人
初二 应到人数 330人
实到人数 246人
由此可见《一个都不能少》是一个美丽的童话，这里的学生连考试都引起重视。我们班上有一个学生好说歹说留下来参加考试，但是考了语文之后，觉得感觉不灵就后面几门都不考了。
在要考语文的前一天晚上，我特地问其他老师要了两节晚自习课，一是帮他们在抄一下冷饭，二是帮他们打打气。我带领班级喊口号，那时候大家情绪饱满，士气冲天。第二天，我到自己班级的考场去巡视。别的班级在发卷后的半个小时就走得门可罗雀，而初一年级只有我们班还保持着不错的上座率。我走走，看了看学生的答卷情况，心里十分满意。
下午，我们语文组开始批改试卷。这次的考试比较正规，姓名，班级都是密封掉的。我在批改中，打出了一个112分（满分120分），据笔迹猜出来是我们班的彭艳同学。我马上偷偷溜出办公室，找她并把成绩告诉她。她听了十分高兴，手舞足蹈的样子。而其余的学生都涌上来问讯自己的成绩。这种场面在上海司空见惯，但在这里，就在上个学期，都是十分罕见的和稀奇的。
当天晚上，我们批完了试卷，开始拆去封条登记成绩，我竟然发现前面预测的彭艳同学被我弄错了。是邓娜儿同学考得这个分数，而彭艳同学只考了101分。我有点后悔自己的冒失，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
第二天，初一年级期中考试结束。我去班级里宣布语文成绩。我一进去就被学生围住了问这问那。我先告诉班上的学习委员，她的成绩是106分。然后我读出了一个班上十分调皮的男生的成绩，平时他的分数总是红灯，这次却考了84分。当我说出后，这个男生笑得脸像朵花，而一旁的学习委员竟然拍手祝贺。她的这个举动让我十分惊奇和欣慰。而彭艳在我再次告诉她成绩时，脸上极其晦涩。我向她道歉，说希望理解老师那时急切的心理。可当我从班级里出来后，看见另一个同学拉着彭艳，而她不停在说，害羞，害羞。两个眼睛像要哭的样子。
之后是周末，我就到那个学习委员的家里去玩，在那里度过了两天无忧无虑、轻松自在、纯粹透明的日子。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他们家下面的小河里洗澡，躺在河里，仰望天空，周边有萤火虫飘过。
周一开学，我拿到了这次语文成绩的统计数据。
此次参考人数：401人（又少了5人）
最高分：115分
最低分：0分
及格人数：136人
总分：22491分
平均分：56.2分
及格率：34%
（请大家不要惊讶！）
我们班（115班）的数据是：
班级人数：48
实考人数：36
总分：2963
最高分：113
最低分：20
平均分：82.3
及格人数：30
及格率：83.3%
邓娜儿同学的语、数、外、政成绩分别为：112、108、97、106。以总分423分名列全年级第一。这已经是她第二次拿全年级第一了。而她现在就是被上海师范大学欧商学院所赞助的学生。
对于这样的成绩，至少对于我所教的语文来说，比较满意！
晚上，我收到了学生的周记。有一个叫叶远的佤族女孩在周记中这样写道：“期中考试考这么低，很对不起老师！”看到这种话，我觉得比给我十个奖状还开心。
在这里的服务将接近尾声了。我虽然很努力的工作，并帮助一些学生建立了帮困关系，但我并不能说我真对他们做过什么。但是如果这里的学生能够重新认识学习，能够对考试分数有所敬畏，有所感触的话。我想我也就满足了。教育这个东西，不能立竿见影，我们志愿者在这里的时间和权利有限，也无法真得施展开手脚，只有在小处，细微处倾注我们的理想，把这里孩子的思想加以少许的改变，也许这批学生中没有什么走进大学或者走进城市的可能，但是我所教的东西有可能会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继续传递。如果真是这样，我就谢天谢地了，因此我很希望这里的学生能够长久地记得我，因为我会记得他们一辈子！
《低俗小说》是昆汀·塔伦蒂诺最重要的作品，依我所见这是一部关于人性（或者生活）的多侧面性的影片，在对这一现象的敏锐察觉、呈现背后，是一种不同于常人、不同于以往的思辨目光。（具体剧情请看链接。）
除了对正常时间顺序的解构重建之外，影片以暴力为轴心呈现了许多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又并存着的人性特征，例如：杀手的冷酷与温情；冒险暴戾与对爱人的温柔容忍；以“行为”为标志的黑社会人物和他们思辨的、冗长的对话；解决问题专家卧尔夫表面的温文尔雅和内在的果断残忍；最后在朱尔斯由恶向善的转变中，人性的矛盾与可转化性得到最淋漓尽致地呈现。与此同时，昆汀提出与琢磨不透的人性相对应的琢磨不透的神性――神迹在暴力和对个体的屠杀中闪现，集中着人类欲望的染满血腥的盒子里闪射出来的却是象征着神的金光――人类的暴力仿佛来自上帝的授意，上帝暂时抛却了善恶的区分，转而在暴力之中传播善与正义。
在导演的思辨中处于转化地位的还有生活的不可预测性和生活中人物角色的命运：拳击手的时来运转全来自于生活的偶然；香艳故事中处于男主角位置的文森，在拳击手的故事里，只能悄悄死去，只得到一个短短的镜头，无人哀伤无人在意；在最后那个取名《邦妮的处境》的故事中，影片中唯一和暴力无关的人物的邦妮始终未曾露面，然而所有的行为却是围绕着她展开的，我们每个自以为远离暴力的人的处境或者就和邦妮一样，暴力时刻发生着，只是我们被蒙蔽了，毫无知觉而已。
《低俗小说》对因果律的颠覆，对人性多面性、不确定性的深刻挖掘是发人深思的，我们习惯于用简单的思维模式判断我们的生活，可是生活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判断。
举例而言，尽管我们可能不承认，可是生活中我们的确习惯用两分法的方式将女人分成事业型和家庭型两类。“一个女人如果很在意桌布的颜色和花卉的摆放位置，那么她就无法实质性地推动一项重大政策；如果她对实质政策问题认真的话，就不会关心饮食和娱乐。人们总是将女人套入到特定的框架里，不相信女人所能扮演的许多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角色。”宾州大学安纳堡传播学院院长贾米森的一段话的引述更是一语道破了这种讨论、这种观念背后的逻辑差错，正如贾米森所说：“人们对性别的僵化看法，使得妇女被分门别类，而这种方式却不能反映她们实际生活的复杂性。” （以上引号内内容均引自《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
这只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类似的简单逻辑在生活或文学中随处可见――又如马嘉爵事件，互联网上不少人（其中有很多还是受过高等教育、或者高智商的人）非常煽情地将他杀人的恶果简单归因于贫困，而不知道应该更加思辨地去寻求那更加复杂的原因。
生活是复杂的，面对这种复杂，我们很难做到全知（如同邦妮、如同对着店主人喊“你什么也不知道”的拳击手），因而可能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学会思辨地探究人生和人性或许终究也不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利益。可是我总觉得当我们思辨地接收生活的复杂、人性的多侧面时，我们就离智慧更近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