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天涯社区，关天茶社（http://www2.tianyaclub.com）
这篇文章的消息是从《南方周末》上看到的，据说对它的回复已经超过500。很有兴趣地去看了看，然后也转载于此。现今网上讨论的厉害，什么7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有80年代出生的一代，通常后者会引来众人的批判。作为这一群体中的一个，我总是以一种饶有情趣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呵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而有些已经渗透入骨髓的东西却是无法改变的，我们依然这样生存下去。
焚烧的家园与寻找童谣的一代人——为生于1980初（1978—1983）的孩子们而作
这里介绍的是一个社会心理学中的经典实验……Zimbardo监狱模拟实验。
实验过程：研究者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地下室建造了一座模拟监狱，有典型的小囚房，监狱院落和禁闭室。研究者通过广告以每天15美元报酬招聘自愿参加实验的大学生，并通过面试和问卷选出了24名最成熟、情绪最稳定且反社会倾向最低的应征者参加实验。24名被试随机分成两组，第一组6人，充当监狱警卫，另外18名成为第二组，充当囚犯。研究除了模拟实验这一点之外，其它一切处理都与真实监狱一样。实验是由一串警笛声揭开序幕的，“囚犯”被警车从家中带走，并蒙住他们的眼睛，把他们带到只有一张床、一个门洞的“单人牢房”。每天要列队点名3次，连上厕所都要受到监督。警卫则配有警棍警哨等用品，8小时轮班制，监督囚犯的行动。实验者通过闭路电视和录音装置观察“犯人”和“看守”的行为与谈话。
实验结果：计划预计实施两个星期，但实验6天后便中断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演变，充当警卫与囚犯的被试情绪与行为越来越像真的警卫与囚犯，一些令人震惊的现象渐渐出现：扮演警卫的人越来越享受自己的权利，使用非人道方式进行取乐。他们命令囚犯作俯卧撑，限制囚犯的食物供给与休息时间，更不失时机的设计一些新的招式来使囚犯觉得不舒服或耻辱。而扮演囚犯的大学生则越来越显示出被动、依赖、压抑、沮丧、无望、自贬等消极情绪与行为，而且开始生理与情绪疾病的症状。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自己似乎已经忘记这只不过是在进行一项心理实验，有些人开始暗自悲伤，有些人出现激烈的情绪起伏，有些人被动地与警卫对抗，有些人甚至想到要逃狱，就是少有人想到要中止实验。
站在个人所处的社会角色上来理解他的行为，这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另一个视角。
这一经典实验想要说的是，社会角色在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正面来看，它激励我们永远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角色努力；而反面来看，当一个人太过于受社会的角色剧本所规范时，他就愈不可能展现他的本性，愈不可能担任自己的主人，而行为愈来愈受到外在环境的宰割。因此，Zimbardo认为，锁住人类自由的，常常不是监狱那道有形的高墙而是人类本身对角色规范的认定所带来的心灵枷锁。
忘了说一句，本次实验由于有违伦理道德已经被禁止重复。但是，经典的就这样流传下来了。不知道各位对这一实验有何自己的理解？
（参考《路标》）
先看以下几个题目：
1 A盒子装有70个红球和30个白球，B盒子中装有70个白球和30个红球，从这两个盒子 中分别取出4白2红，哪个概率大？
2 字母K常出现在英文单词的第1个位置还是第3个位置？
3 在5秒内，让一组被试推测8*7*6*5*4*3*2*1= ? 另一组被试推测 1*2*3*4*5*6*7*8=?，结果会相同吗？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心理学家通过对判断的研究发现，人在类似问题的回答中往往是非理性的，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比如第一题，更多的人会选择B盒。心理学家称这种判断倾向为代表性启发式。即人们更倾向于根据样本是否代表（或类似）总体来判断其出现的概率，代表性越高的样本其判断的概率越高。
第二题，绝大多数人认为字母K常出现于英文字母的开头。但实际上，在英文里，第3个字母是k的单词数是以K字母开头的单词数的3倍。人们之所以产生错误，心理学家将之归因于人在判断中的一种可得性启发式，即人们倾向于根据客体或事件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来评估其相对频率，容易知觉到的或回想起的客体或事件被判定为更常出现。
第三题，结果发现，被试对第一道题的估计的中数是2250，第二题是512。两者的差别很大，并都远远小于正确答案40320。可以设想，被试在对问题做了最初的几步运算以后，就以获得的初步结果为参照来调整对整个乘积的估计。由于2道题的乘数数字排列不同，第一道题的最初几步的运算结果大于第二道的，因而其整个乘积估计也较大。心理学家将此称为锚定和调整启发式，即在判断过程中，人们最初得到的信息会产生“锚定效应”，人们会以最初的信息为参照来调整对事件的估计。
所以说，心理学中认为，面对不确定世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它作判断主要依靠的是以上3种非理性的启发式。这是由美国普林思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关系学教授Daniel Kahneman发现的。
并且，他将关于不确定性决策的研究引入经济学，提出前景理论，论证了人类决策是怎样系统的偏离于标准经济理论所作的预测，由此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