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arning大讲堂』第13期录音整理：开放教育研究观
——希建华做客『E-Learning大讲堂』实录
文字整理： 郭菲 窦荣军
(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系研究生)
时 间： 2005年5月31日19:00－21:30 地 点： 『E-Learning大讲堂』 主讲人： 希建华 |
魏志慧：今天我们请来『E-Learning大讲堂』做客的是中国远程教育领域第一本进入中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开放教育研究》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希建华先生。希老师精心准备了很多东西，想和大家交流。我们先请希老师来介绍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写在留言板上，我会向希老师及时反馈，这样我们可以进行很好的互动和沟通。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希老师精心准备的内容和PPT，对希老师有了初步的了解，接下来请希老师开始为大家做精彩的报告。
希建华：大家晚上好！
感谢上海师范大学窦荣军同学和他的伙伴为我提供了这么一个远程与全国高校教育技术师生在『E-Learning大讲堂』和大家交流的机会。我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满族，B型血，54岁，是个个性很强且追求完美的人。在我的工作中，我喜欢关注社会问题，总在探寻着一种现象背后的本质东西。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下过乡、当过兵，也做过公务员，而从事教育的编辑工作已整整20年了。我人生最大的志向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说自己喜欢的话”。很对不起大家的是，我今天感觉有点累，已经有将近10多天没有睡好了，每天只睡4、5个小时的觉，即便出差外地开会也是如此。我的人生态度就是这样：当我一觉醒来，感觉还有口气，就意味着我的生命还存在着，那么我就应把今天的事去努力做好。我在想，这些都与我的性格相关。我在我的杂志上曾写过系列的“放屁”文章——杂志最后的封三，被我们做期刊的戏称为“放屁”文章，时常谈论自己的性格和对事态的一种认识。所以，我感到自己已经与《开放教育研究》捆绑在了一起。文如其人，杂志如其人。好多人都说《开放教育研究》就是我的孩子，因为她已经融入到了我的生命、我的血液。
借着大家看到的PPT，那么第一部分说的就是“我与开放教育”。对于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我不是一般的喜欢，而是非常的喜欢。性格使然，我努力把杂志办好，办出属于我个性的杂志；我有信心办好杂志，追求最好！如果大家熟悉这本杂志，大家可以看看三、四年前的她，再看看现在的她，整个社会都公认她是领域内进步很快的一本杂志。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在工作，还有好多好多的人在支持着我，包括我的领导、我的同事、尤其我的作者和读者。我任职编辑部主任是从2002年1月开始，之前只是在做编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尽管我有好多想法，但我在做着最好的编辑。就像我刚才说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要做就做最好！
在网上和大家交流我还是第一次，但是我却走过许多大学，和一些大学的学生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很多人问我，写文章怎么写，写文章难不难，什么样的文章才能算是合格的，才能为杂志所刊用？在我做编辑的20年多年，我的案桌上每天都会堆放着许多来稿，而在我的废纸篓里每天也会扔进不少投给杂志社的稿子。这是每家杂志社的每一位编辑日常处理来稿的一部分工作。我想让你们自己问自己：别人能写好，为什么你就不能？我想，“依葫芦画瓢”你们总该会吧，然后在把瓢画好的基础上再学会创新，写出属于你自己的文章。这是一种能力，一种学术研究的能力，一种为学、为人的能力。我和好多研究生在说，尤其像你们这些年轻人，毕业以后都要走上工作岗位，我要说的一句话就是：能力是每个人发展的根基。把能力提高了，提高到了当你认为是最高能力的时候，相信“天生你才必有用”，总会找到一份好工作，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一份自己最满意的工作。所谓满意，就是自己最喜欢的一份职业。但是人生难免会碰到坎坷，包括我。
今天，我回到编辑部的时候已是下午5点半了，刚把第三期杂志的最后一个环节（付印签字）处理完。在这一期上，卷首语的题目是《问题与研究》，是我昨天晚上写成的。我想说的是：我们远程教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我以为就是远程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上个月，即5月1号的前后，国民党、亲民党“连宋”两位主席先后来大陆访问。连战主席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几次引用过胡适的一句话：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当然胡适说这句话时是有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的。那是在上世纪20年代初，它是针对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而所谓的少谈些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主义，而多研究些问题则是要人们离开“主义”去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时隔80多年了，连战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引用这一句话，我以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联系到目前的中国社会，我在第三期卷首语上说：远程教育属于教育，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远程教育问题也不仅仅属于远程教育，而是属于大教育，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开放教育研究》杂志这三年多来，我们始终把它定位在大教育的背景之下的开放与远程教育。再过三年，气候形成之后，我可能还会把它置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背景之下来研究远程教育的问题。问题是什么？是驱动事物发展的源动力。在今年的本刊第一期杂志上，我们刊登了南京大学的国家级名师桑新民教授写的一篇题为“学习究竟是什么？”的两万余字的长文；而在新一期杂志上，我们又为读者提供了一篇佳作，即是本刊特约记者在加拿大专访国际现象学大师马克斯·范梅南教授的《教育现象学：一门新型的教育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些学生、老师都知道这位大师，因为他在2004年6月初曾来过中国并做过多场有关现象学教育学的学术报告。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教授与范梅南有过一次学术对话被刊登在中国教育报（2004-10-21）上。在本刊的这篇专访文章里，他隐约回答了“教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也是在这一期上，本刊还有一篇题为“教育技术学究竟是什么？”的长文。我想，从学习究竟是什么到教育学究竟是什么，再到教育技术学究竟是什么，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以为，成熟的学科都在不断反思自己，但远程教育却在说不！没有反思，也不愿反思。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远程教育还很不成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的远程教育现在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是全远程（网络教育学院），一个是全面授（广播电视大学）。我以为，远程教育不能没有面授，而面授教育也不能没有远程，否则就不是远程教育了。这是形式，内容也是如此。总之，中国的远程教育是问题多多。潘懋元先生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过，中国教育的问题多多，几乎可以用多如牛毛来形容。他说，有问题是正常的，没问题才是不正常的。因为有问题，所以才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问题解决了事物才能得到发展。没有问题，一潭死水，事物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生机。所以我也借用胡适的那句话，给改动两个字，即：少谈些成绩，多研究些问题。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研究不解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有学生提问我，《开放教育研究》是不是核心期刊？我说，你们问的核心期刊究竟是什么？是形式的，还是内容的？我想你们肯定指的是杂志封面上挂着的“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或什么类的核心期刊之字样。其实，这只是一种形式。在中国，核心期刊的评价机构有多个，如北京大学主编的《中国中文类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目》，南京大学主编的《中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等等。而我说的内容，是指你所在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专门为本单位学术人员发表科研成果而在如上诸多要目总览内圈定并认可的核心期刊。许多高校甚至将期刊分成不等级别，如浙江大学将学术期刊分成权威、核心、重点、一般四个等级。本刊属于CSSCI来源期刊，在浙江大学包括省内其他大学被定为核心类。当然，全国许多重点大学都将本刊定为核心期刊，而封面形式上的核心期刊则是另一回事，在你所在的单位，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我刚才说，人们正在探究学习的本质，教育学的本质，甚至教育技术学的本质，却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人来探讨远程教育的本质，似乎人人都明白了？作为远程教育，它是在教育技术学这个二级学科下面的一个分支或说是一个领域、一个研究领域，那么远程教育究竟是什么？在我办刊的20年时间里，还没看到类似探究学习、教育学和教育技术下这样的思辨性文章。在我看来，目前还没有哪个人能回答出“远程教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如果真有人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那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三四年网络教育的整顿就不会出现，网络教育的质量问题就不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我在北京，曾和一些教育大家探讨过这个问题，我问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即网络教育）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有人说出在过于关注技术，有人说出在理念上，有人说出在对远程教育的认识上。其实，他们回答的都是一个，就是出在对远程教育本质的认识上，连什么是远程教育都还没搞明白就试点，一试就试如此规模。什么叫试点？试点只能小规模，成功则再扩大，反之则结束。我自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的观点很难也不会被大家所接受，因为在我之上还有好多好多的大家，还有远程教育的大家，教育学的大家，以及教育部决策层的官员，当然在教育部的上面还有国家领导人。但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有思想的人，我的工作性质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媒体。所以我说人们对远程教育还没搞明白，他们是不会赞成的。对于远程教育究竟是什么，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主要刊登在《开放教育研究》杂志上，也有在境外发表的。中国远程教育的兴起以197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建立为标志，这是国外许多人这么认为的。这是错误的！其实，中国的远程教育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出现了。在那个时候，中国有4个城市的4所电视大学诞生了，包括北京、上海、沈阳，还有是哈尔滨还是哪个城市我不记得了。后来因“文化大革命”而终止了办学。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小平同志的提议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于1979年成立，接着就是全国40几所电大成立了起来，由此组成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学这么一个世界最大规模的远程教育教学系统。从1979年到1999年这20年来，中国的远程教育几乎是广播电视大学一枝独秀。1999年中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起来之后（实际就是网络教育学院），从4所迅速发展到2003年的68所，其中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普通高校是67所，被纳入了教育部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的试点院校。从此，广播电视大学不再一支独秀，那么，这是否标志着中国远程教育完成了从传统远程教育向现代远程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呢？我希望你们与我一起共同思考。究竟什么是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学院是否就是中国远程教育的代表？如果不是，那为什么在远程教育的名词之前加“现代”这个词呢？广播电视大学参与试点其实也就是一个项目，即“开放教育试点”项目。除了这一项目之外，是否意味着电大其他项目就是传统的远程教育？试点项目给予中央电大，地方电大算不算现代远程教育机构？等等，等等，一个名词搞得连做远程教育的人都不明白远程教育是什么了。我一直有种感觉，国人就是喜欢创造新名词。包括其他新名词。用现代来取代远程教育，我本人至今认为，“现代”这个词加在这里是很不太合适的。在中央电大还没有加入试点之前，网络教育学院属于现代，中央电大不属于现代，其加入之后，一夜之间就成了现代远程教育了。“开放教育”试点之初，为区别其他项目而使用“远程开放教育”，进入68所试点阵容之后又更名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国际远程教育有个学术机构叫做“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协会”的，人家是将开放置于远程教育之前，而我们不仅置于“远程”与“教育”之间，还在前面加上了“现代”！什么呀，中国的远程教育？其实，熟悉中国远程教育尤其电大的人应该知道，电大也在用网络，真正的广播电视用的也并不多，录音录像更是少得十分有限。考察一些国外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人家的远程教育，“现代”（网络）不比我们落后，但人家的广播电视、录音录像的传统却依旧在用，你能说我们真的现代了吗？我们现在的远程教育的一些学生，不管是电大的也好，网络学院的也好，你看看他们的书包里面有没有带磁带，有没有带录音机，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远程教育还是存在问题的。所以我说，制造新名词的人简直在开玩笑，一个世界级的玩笑！
一个新名词的创造，关键在内容而并非名词本身。所以我有时一直在想，创新应贵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形式与内容应该是一致的，否则就是新瓶装旧酒，骗人一时坑人一世。中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初期，盲目发展，无视质量，为显示决策的正确，违背规律，以至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1999年试点之后，我在2002年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远程教育转型期之现象大盘点》的文章。文章罗列了五大现象，批评国人喜欢“没有鞍先上马”，什么条件都不具备，先上了再说。这五大现象就是：网络教育教而不网，教育技术决定一切，教育教学软硬失衡，远程教育没有理论，电大教育退出舞台。
现在只要人们一谈到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就是网络教育学院，广播电视大学在中国现代远程教育这个领域已经失去了话语权。我曾经参加过名为“中国远程教育大会”的会议，主办者请来的演讲者全是普通高校网络教育学院的院长，或教育技术学领域的专家，而广播电视大学甭说没有人上演讲台，即便台下听会者也几乎没有。一个电大单位主办的会议却把远程教育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网络教育学院和教育技术学科的专家们，这是否在昭示代表中国远程教育20多年的广播电视大学的话语权已经退出？电大教育应该不应该退出舞台，是不是到了退出舞台的时候了？我说否。如果当初大家都能够好好重温一下电大的历史，借鉴一下电大的经验，那么中国的网络教育或者叫中国现代远程教育，我认为至少不会出现前几年的混乱，也不会出现近几年的整顿。我喜欢逆向思维，整顿说明什么，说明前几年问题的严重，说明我们对现代远程教育认识的不清。什么是现代远程教育？所谓的现代远程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区别于单一教学媒体的，由多种传统与现代媒体技术交叉和重叠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活动，它不是因为你用了网络了就是现代，你不用网络就不是现代，而是一种基于网络的，各种媒体交叉叠用的，运用于教育教学过程的教育形式，叫现代远程教育。并非网络教育就是现代远程教育，电大就是传统的远程教育。所以，我是很不赞成我们的舆论，我们的媒体，或者我们的行政部门上面怎么说它就怎么说，上面怎么喊它就怎么喊。让我看，新名词的背后是个理念的问题，而当新名词的出现又引起了人们的理念混乱。所以我还是坚持反对将现代远程教育特指网络在线教育，更反对把校园教育形式作为传统教育的典型，而把师生分离、教学分离、时空分离的远程教育形式，自诩为现代教育的典型。
理念上的混乱必然会影响我们科学认知远程教育这个物质现象的感觉和知觉，就像幻灯片上说的，理念究竟是什么东西，你们只要去看看词典辞海，就能看到：理念是旧哲学的一个名词，理念的含义与观念是一样的。理念不是永恒不变的，理念是人们对世界物质现象的一种感觉、知觉，物质现象变化了，你的感觉知觉本应变化。所以我说理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始终认为理念不是永恒不变的，是可以随着客观世界变化而改变自己原有认知的。而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的一些实践者，他们就认为电大初期怎么办，我们现在就怎么办，哪有不会办、办不好的！其实他并不知道，电大人对远程教育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20年了。而现在所谓的现代远程教育，他们的观念还停留在80年代初期电大的创业阶段，即所谓的先上马后备鞍，先做了再说，把那种课堂教育的东西直接搬到了屏幕。应该说，现代远程教育到今天，我们的研究者也好，实践者也好，应该值得我们去反思，好在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相信，中国远程现代教育的前景是美好的；我也相信，未来三年会有好转，会扭转目前的一些不良现状。
谈到技术，教育技术，或现代教育技术，它们又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对于教育来说，它只是支撑教育、服务教育的一种方法。方法又是什么？方法又是一种理念，反之，理念也是一种方法。所以，我认为技术首先是理念，其次是方法，再其次才是物理概念上的技术。因为技术是要人来支配的，人的理念要是不与时俱进，你不能认识到教育所需要支持的技术。对于教育所需要支持的技术，绝非越先进的技术越好。而是适用的技术才是最好的技术！我曾经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我们在九五期间，国家在教育信息化领域的投入了500个亿的人民币，而利用率却不足10％。这个数字真的很令人吃惊！我本以为北京、上海可能会好一些，然而北京的朋友却告诉我比这个全国平均数更低。
对于中国教育，我们不能不讲机会、成本、质量的关系。教育机会的不断扩张，教育成本的不讲效益，教育质量又怎么啦？我在和中国教育领域的一些大家们交流的时候，没有一位能够否认中国教育质量的下滑。别说电大质量不怎么样，咱们大学本科的教育质量、研究生教育质量，随着生源的扩张，本应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可以提升教育质量，至少保证或维持原有教育质量，但却也在下滑！我很欣赏丹尼尔的铁三角理论学说，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上面的左边是机会，右边是质量，底下是成本，机会的增长就是咱们所说的教育规模的扩大，普通高等教育为保证质量是以牺牲教育成本为代价的，丹尼尔认为远程教育可以说“不！”，它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在不增加成本或少增加成本的前提下提高教育质量。丹尼尔的铁三角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我国的教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机会在扩大，我们的成本也在扩大，而我们的质量却在严重下滑。关于教育质量问题，你们可以看看《开放教育研究》（2005年第2期）上的专访潘懋元的文章。他认为，包括我们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质量都在下降。当然，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下降原因有很多，它可能不只是因为扩招，还有我刚说的大教育环境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很多远程教育问题，教育技术的问题，教育的问题，都不只是其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在《开放教育研究》最新出版的一期杂志上（2005年第3期）有范梅南教授的用教育现象学的研究视角来谈教育问题的。我为什么对范梅南做专访，为什么又那么推崇这篇文章，表明上看，范梅南是搞现象学的，教育学的，似乎与远程教育毫不相干。我坚持认为，远程教育是什么？作为学科也罢、作为领域也罢，其不是归属于教育技术学之下吗？假如教育技术学不关心教育现象学呢，又怎么让远程教育来关注教育现象学呢？我觉得教育的问题都是可以相通的，应该把远程教育、教育技术放在大教育背景下来研究。如果还是就自己而研究自己，而不把它放在大教育背景下研究，甚至不把它放在整个人文科学这个大背景下来研究，那么中国的远程教育将很难有更大的发展。
我曾和一些专家谈起过教育学的改造问题，我自己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是从远程教育，从教育技术的视角来看教育学改造问题的。中国的教育学，下面有10个二级学科，其大部分都是从中小学教育的实践驱动发展而来的。教育学有好多理论解决不了大学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问题，所以才出现了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教育学。远程教育是信息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产物，严格讲，教育技术学解决不了远程教育的全部问题，尤其非技术层面的理论；而现在的教育学也解决不了远程教育的全部问题，尤其信息科学与技术带来的新理论、新理念，包括中小学学校教育教学的实践问题。前段时间，远程教育有人在呼吁建学科，我也是建学科的支持者，最近这半年来我冷静了许多，建学科也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远程教育有没有自己的理论，其理论在哪里？今天我在这儿发言，听我报告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教育技术学领域的，请允许我乱加评论，教育技术学这个学科究竟成熟否？我个人认为不是很成熟，潘懋元教授也认为不很成熟，其问题在过于技术了，不如其之前的电化教育学的定位。在我做编辑部主任的三年来，我在接触教育领域的大家们时，他们跟我说，受他们影响我也跟教育技术学的人们说：咱们在理论上不被教育学的人认可，在技术上不被计算机的人认可，那么教育技术究竟是一门什么学科？我回答不出，还请你们研究之后回答给教育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人们。
中国远程教育的问题、中国教育学的问题、中国教育的问题，我一直试探着用文化来思考并解读它，用中国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来思考并解读它：现在中国的教育究竟有没有问题，有些什么问题，问题的根源来自哪里？所以有时我又感觉《开放教育研究》这本杂志应该说，在这个领域还是比较时新的，因为它始终在为关注教育的读者提供一种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要提供新的，势必要破一些旧的，哪些是旧的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我开头讲到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始终在关心着远程教育的问题或教育技术的问题。但就目前来说，中国远程教育的最大问题，依我看，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就是我们对远程教育的不认识。他们不需要“渔”而只需要“鱼”的功利思想影响了对理论的不屑一顾，而只顾扩招、赚钱！有时候，我走到一些学校，发现他们都在为我们这个现在已经很浮躁的社会环境所改造，去适应，受发展是硬道理的影响在片面强调“发展”，只求自己个人、自己单位发展就好。在他们的理念里，发展就是人民币！而不是在寻求一种科学发展观。正如我之前说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说明我们之前的发展不科学。不说否定，即便说是完善之前的“发展”观，也在说明我们之前做的并不完善。包括我们现在提出的和谐社会，是不是我们以前在和谐问题上做得并不够呢？所以，我在我的杂志上一般来说不追求时髦的新名词，包括什么创新教育，素质教育等等。我认为有好多东西不是通过教育就能教育出来的。上海浦东曾召开过一次“财富论坛”，上海的媒体记者在采访世界巨富们时问到创新教育培养问题，好多老外说创新是不能培养出来！我也很赞同他们的观点，我对中国目前的教育形势，总体来看，说折腾可能言重了，说浮躁还是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的。这种浮躁不只是存在于教育领域，哪个领域不浮躁？浮躁，已是我们的整个社会的痼疾！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远程教育的问题不只是远程教育自身的问题，教育技术也是如此，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思想、认识、理念上出了问题。北京大学一位博士曾与我说，中国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实际上不比发达国家落后，但中国远程教育，教育信息化的成效又做的怎么样了呢？我喜欢透过现象研究本质，中央电视台不是也有个“透过现象说本质”的《央视论坛》吗，我真诚地希望你们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就教育现象、社会现象研究现象背后的本质东西，只有抓住了本质，现象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事物也就才能得以科学发展。所以，现在我很难回答大家“教育技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但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教育技术实际上就是一种理念，且首先是理念，然后是方法，最后才是物化了的技术。现在有好多人在批评我们中国的远程教育，我们的教育有“技术决定论”的现象，对于这种批评我是持认同态度的。好在现在有人已经开始在分析和已经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了。
窦荣军：希老师，您讲了这么多问题已经很辛苦，在屏幕上有很多同学问了很多问题，要不要先回答他们的问题，还是继续讲下去？
希建华：前面网络出了些问题，以致报告内容断断续续，对不起大家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可以先回答学生的一些问题。
窦荣军：hi同学问，刚才希老师说创新能力不能培养，那么何克抗老师他们做的四结合项目不是达不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目标了吗？假如创新能力不能培养，那又该怎么形成的呢？
希建华：我没有做过试验，我也知道何克抗所做的实验项目，我不能对专家们的实验妄加评论。我相信人们在做创新能力培养的实验，我也相信这种创新能力不是能马上体现的，我更相信创新能力绝不会通过一节课、一个学期、一个阶段就能培养出来的。我以为，一个人的创新能力是要等到他成熟之后，等到他的基本的综合的素养扎实之后，这个时间可能要待到5年、10年之后才能体现出来，10年、20年之后才能充分显现创新的能力，就像诺贝尔奖得主们的漫长经历一样。注意“经历”。所以我个人认为，创新能力更多的是从实践中得到的。你们看世上有好多人，他们并没有读过书，并没有接受过创新能力教育，但他们却发明、创造了好多东西，有的就进入了世界500强甚至世界最强，你说他的创新教育是谁给他的呢？我同意一位同学说的可能更需要在实践中慢慢培养。我修正一个词，不是培养，而是悟性。悟是什么？是一种你我都知道的迁移知识的能力、隐性知识的整合能力。所以，我更强调的是人的一种悟性，而悟性是他个人在实践中慢慢悟出来的、自己学来的。咱们讲的终身学习也好，终身教育也好，关键在于你自己悟去。我们的创新教育，我们的教育，我始终强调的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给他一种学习的方法，之后就靠他自己去悟，去实践中自己创新。如果他学不会方法，那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创新，哪怕你曾教过他许多创新的知识。
窦荣军：我今天去华东师大高文老师那边，高文老师对这个问题也是持有您这种观点。
希建华：是吧！
窦荣军：有位学远程教育的同学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请您谈谈对远程教育研究对象的理解？
希建华：远程教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我已向全世界表白过，我不是学教育的，没有教育的背景；也不是学技术的，同样没有技术的背景。但是，我编过许多文章，采访过许多专家，对于远程教育究竟是门什么样的学科，我比较赞成詹姆斯·泰勒的观点，即实践驱动的、问题驱动的学科。既然远程教育是问题驱动的，实践驱动的，那么你说远程教育研究的应该是什么，当然就是问题了。所以远程教育的研究对象远程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是远程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会出现问题，没有问题、一潭死水，事物就永远不会发展。事物要发展肯定会出现问题，问题出现后谁来研究，就是靠你们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靠研究者来研究。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事物才会继续发展。事物的发展就是随着问题的出现、解决，再出现、再解决而循环往复地不断前进。我前面提到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引用胡适的那句话：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其实，在连战没来中国之前我就一直在这么思考、这么做的。这个有杂志的卷首语为证。要把《开放教育研究》杂志办好，怎么才能办好？就要研究我们开放与远程教育发展中的问题，问题在哪里，找到问题之后再去找谁能研究并撰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策略……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窦荣军：这是比较现实的，能给大家真正指导的一些东西。
希建华：经验需要，理论更需要，因为理论是指导我们实践的纲领。要把一本杂志办成学术性杂志，更需要的是理论。大家都知道，《开放教育研究》的主办单位是上海电视大学，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44家实施远程教育教学的机构之一，如果加上68家网络教育学院，那就更需要理论的指导、学术的交流、经验的总结了。2003年夏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我和桑新民、梅家驹、张祖忻等交流学术时，我说：我（特指杂志）已经退出电大，我还将退出教育技术。当时，梅家驹听后的第一反应是，“你不能退啊！你退了我们怎么办。”我说：退，不是说我的退出就是远离，而是站到更远更高的地方来审视我们的教育技术，我们的远程教育，我们的广播电视大学和网络教育学院。这就是我一直在申明的，我要把远程教育放到大教育的背景之下来研究其理论与实践。我觉得，这两年的教育技术不能说也多少受到了我的一点影响，要把教育技术放在大教育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比方说，去年的长春国际会议，今年的即将在江西师范大学举办的教育技术国际论坛，做主报告的专家学者不像先前局限于本领域大家，而是扩展到了非教育技术领域的国际名家，比如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研究社会存在理论及在线社区的专家古娜瓦德娜，就是非教育技术领域的国际专家，她将应邀在江西师大主办的国际论坛上做主题演讲。
窦荣军：这就是用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远程教育内部的问题。
希建华：是的。我们的教育何曾不应也是这样。新一期杂志上的《教育现象学：一门新型的教育学》的被访对象马克斯·范梅南及其现象学也能说明我们的教育学同样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照。其实，早先的现象学属于哲学而不属于教育学，范梅南等一批现象学大师开创了把现象学哲学引入进了教育。现象学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型的学科已被世界许多国家认可。在这个问题上，包括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对此也很感兴趣，包括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陈向明、首都师大教科所的宁虹等。我是在北京大学认识的范先生，当时他就欣然接受了本刊专访的邀请。我建议大家都去读一读这篇专访文章。其实，教育现象学跟教育技术有什么关系，与远程教育有什么关联，和电大又有什么干系？我个人认为，我们从事远程教育、教育技术的，只要是从事教育的绝不能不读不看教育之外的书，我倒觉得是文章都应该看。什么叫“开卷有益”，怎么有益？就在于读者的迁移知识的能力与技术。所以，我始终坚持着《开放教育研究》一定要给读者一种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的办刊理念。
窦荣军：现在确实需要站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希建华：是的，应该这样，但现在我们的社会实际环境并非令人满意。我用一个词，就是浮躁。浮躁已经影响到我们整个领域，不只是远程教育，教育技术，整个国家教育，乃至整个社会都很浮躁，浮躁到了已经可以不要理论、不要思想、不要政治，而只要有钱赚，人是如此、单位如此、领域如此、政府也是如此。扯远了，如果允许我说远点的话，上海的房价如此突飞猛进，还不是为了钱，政府不是也在从中得益吗？所以，教育的问题不能离开社会环境，远程教育的问题也深受大教育乃至社会环境的左右。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教育问题，我的观点是：永远不要离开社会，因为教育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
窦荣军：但是好多人可能会问，这个大环境不是我们这些学教育技术的人能解决的问题。
希建华：是的，我也无力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看问题总不能坐井观天、瞎子摸象，否则又怎么能学会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呢。解决问题和研究问题看似两回事，其实是一回事。如果说，因为不是我们学教育技术的人能解决的问题，那我要说你就永远不会看待教育技术的问题、看待远程教育的问题，你研究来研究去，就始终都跳不出井底之蛙头顶上的井口之大的框框。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似井底之蛙的人是永远做不了、也成不了大事的！
窦荣军：对，站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可能会把问题看得更清楚。
希建华：是的。可能有人还会继续问我社会环境的问题。我说，中国的股市也好，足球也好，你们中可能有好多人没有见过我的面，但我相信有个别人见过我。其实，我也写过足球评论，比如甲A联赛的评论，这是发表在社会刊物上的一篇特约评论。我在本刊最新一期的杂志上谈到了迟尚斌，他在大连的环境下能够生存，却在深圳的环境下不能生存，这是个什么问题？尽管有个人性格的原因，但我们总不能排除社会环境吧！（主持人魏志慧递条：有学生问我教育产业化的看法，远程教育的发展方向、研究热点……）先说后面一个，远程教育的发展方向与研究的热点，这个发展方向我真的不敢随便预测，因为我几乎与教育部不接触，但我接触过一些专家、院长、校长，我可以从中国远程教育的现象来谈如上问题。我还是要回到我所谈到的大背景、大环境。我说过国人喜欢制造新名词。我们有好多无法解释问题，比如国外有好多好东西，我们把它拿过来学了，学的走样令自己都不能解释之后，就会说这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也是个新名词。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再比方说，摸着石子过河，别人有现成的东西不去学，硬是要自己摸着石子过河，且非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金付学费，还美其名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结果是始终抵达不到对岸，我说他们得到的只是脚下的石子。所以，新名词的不断出现和滥用，使得人们很难做出准确的预测。如果非要预测，我以为，未来三、五年，中国远程教育将仍继续在坎坷、徘徊中前行。远程教育的前景是灿烂美好的，但远程教育教学的机构体制与运行机制，尤其质量问题若不能给予充分保证，其前景将很难令人乐观。
窦荣军：看到您的PPT后半段，您也讲到了关于何去何从的问题。刚刚您讲到的大约在25页左右对吧？
希建华：对的，是在25页左右。关于远程教育与教育学及远程教育与教育技术的关系，我以为有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在这个图表上，为什么远程教育和教育学分别与教育技术有交叉，而远程教育与教育学之间却是没有交叉呢？因为是，我们的教育学还是比较传统的，而远程教育则是当代信息社会新出现的一种现象，我们的教育学现在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包括我们的许多教育学大家，这体现于我们的教材，我们的理论体系，我们的学科体系。你们可以去考察以下教育学，有多少内容涉及远程的非面对面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我不是说远程教育多么的重要，而是社会已经存在。研究教育学的却不去关注已经如火如荼的远程教与学的教育现象、社会现象，不去转变观念、补充内容、调整体例，不去为未来教育的教师教育发展准备，这是绝对不行的！包括教育技术，不能说我们已经有了教育技术学这个二级学科，就可以在教育学中不闻不问了。
窦荣军：我今天去了华东师大课程所，高文老师也谈到我们以前的教育都是建立在以前的那种基础平台上的，现在网络来了，新的信息技术来了，就不得不重新思考教育的问题了。
希建华：是这样的，重新思考教育的问题是必须的必要的且也是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高文说的，在我看来其实也就是教育学的改造问题。我原本有这么一个观点：要么教育学改造远程教育，另立一门远程教育学；要么远程教育学改造教育学，重新构建教育学。但我苦于教育学的功力不足而没有发表过这种文章。我有个观点：先不谈远程教育学或新教育学，教育的社会现实就是既有面对面的也有分离的，哪怕是校园教育也同样存在非面对面的教与学，当然远程教育同样存在面对面的教与学，尽管在两种形式所占比例各自很少。我们的教育学应该说是任重道远，起码目前的教育学已经远远跟不上我们的教育存在和社会存在了。所以，我认为教育学与远程教育是不交叉的，严格说是目前没有交叉。
窦荣军：但是一般来画图表，可能把教育学跟远程教育学之间也有个圈来套一下。
希建华：其实，教育技术与远程教育和教育学都是套上的，这个问题上可以看看本刊今年第2期上丁兴富的一篇文章，他与我的观点是比较相近的。现在的社会发展很快，我们的教育学真的有些跟不上了。比如教育现象学与教育学的关系，作为一门新型的现象学教育学在我国也没进来……还有好多新学科（如生态学教育学等）都没进去。我们的教育学真是问题多多，多如牛毛。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神速，举世瞩目，可我们的教育却十分地滞后，我们的教育理论也十分地滞后，包括我们教育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为我们的未来教育都准备了些什么？包括你的技术，包括你的理念，你把你接受的传统教育的面对面的东西，明天毕业到中学、到小学、到大学，你将用什么去教那些信息时代的学生呢？可能你的观念还不如你的未来学生呢！我说，教育学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其实，教育学的改造问题，我听到过很多大家都在谈论这个问题，但谁都没有写到或者作为一篇文章来谈，或者专门来谈这个问题。
窦荣军：是不是问题太大了，一般人都不敢谈？
希建华：是的。问题并不在大小，而是工程的复杂。中国人喜欢说“谁出主意谁负责”，除非大家，你我谁敢？还有一个就是远程教育的研究热点究竟是什么，都有哪些热点的问题。最近我们编辑部正在研究个问题，我想可能在年底前后会推出一些研究成果通过杂志奉献给读者，到时候还请你们大家来批评吧！
窦荣军：那就先代表大家谢谢希老师。
希建华：是不是时间不多了？
窦荣军：没关系的，您尽管讲就行，稍微晚一点也没关系的。
希建华：《开放教育研究》这本杂志原先是56页，在2001年之前仅48页。为把杂志做大，我将原来的56页做到了现在的96页，从11万字扩展到了今天的22万，价格不变依旧是6元一本；且坚持不收版面费，不发布营利性广告，为的就是学术研究的清纯和典雅，为专家学者服务。我相信凡是看过这本杂志的读者也好，老师学生也好，都会对这本杂志产生兴趣。我再谈谈我们的上海电视大学及上海远程教育集团的领导，我前两天还打电话跟集团主任兼校长的张德明主编说，我说这三、四年下来我感觉已经很累，累到了身心支持不住的境地，我说我想退。我们的领导却回答我说，集团给了你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什么事都不管你，由你全权主持和操作杂志业务……其实，我是很感激我领导的。我在很多场合也多次说，我们的领导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刚才说过我们不仅不收版面费，还支付作者稿费；我们不做一个广告，集团每年还要每年支付数十万的办刊经费。我们的魏志慧编辑，是刚从大学校园走进杂志社、走进集团的年轻人。我们编辑的工资、奖金都是不低的。总之，我们的编辑部不像某些杂志社，为生存为发展而要去赚钱，去拉广告，编辑的收入跟杂志的挂钩。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把我们的杂志办得中国最好！
当然，追求最好是要付出努力的。前段时间，我和北京的某杂志主编谈到中国的远程教育，谈到远程教育的一些问题。他否认我的办刊理念，说老谈问题是不行的，我们还要讲成绩，而成绩是主要的。最近我在重庆参加了一个网络教育学院的会议，清华大学的严继昌老师也在跟我说，你们作为媒体的，以后别在批评网络教育学院了，我们网络教育学院已经被媒体批评得够惨的了。当时我也在那么想，怎么样来支持网络教育，支持中国的远程教育？但是，我的性格使然，我及我的《开放教育研究》杂志打心眼里不愿跟风，我跟你们一样，做学术研究就要耐得住寂寞和清平，古训不是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吗，我们目前的这个社会，人们不知怎么的凡事就讲个钱字，说得好听一些叫经济效益，可就是少有人讲社会效益。我们做学术的，更应该理性地看待社会的一切现象，包括教育问题。记得一年前，北京某国字号杂志的社长就我认为中国远程教育环境存有浮躁现象的问题有过一次思想上的交锋，他坚定地认为中国远程教育的形势大好！其主要依据是他们杂志社的收入越来越多，原因是国内外的企业家们都十分看好中国的远程教育，投资中国远程教育。在他的感觉中似乎他腰包里的钱已经多得到了花不完的境地。就在我们这次思想交锋之后，由他主持出版的最新一期的杂志封面上赫然印有四个大字：“回归理性”。回归理性？不正说明我们前几年的因浮躁而不理性吗！所以我说，我们在看任何问题上必须理性，不要去跟风，真正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窦荣军：这可能跟您个人的性格有关吧。
希建华：是吗？与我的性格有关系吗？
窦荣军：是啊，您一直是比较扎实的作风。
希建华：是吗？所以我在想，今天的这个机会真是太好了，感谢窦荣军给了我这个能与全国教育技术学专业研究生们交流的机会。中国，我有好多地方还没去过，如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山西、江西……好多地方，尤其一些在中小城市的大学少有机会来走一走、看一看，所以我感觉这次『E-Learning大讲堂』给我一个宣传我和我杂志的机会，如果大家对我这本杂志和我今天的报告还有那么一点兴趣的话，那么就请你们读一读《开放教育研究》。有新疆的朋友说欢迎我去新疆。对不起，不好意思回答你，其实我也功利、也浮躁，就是说我要去的地方，不论组稿也好，还是去会老朋友交新朋友，我必须考虑成本与效益，最好去那些大学多作者多的地方。中国教育技术专业作者群最大的地方在哪里？据调查依次的区域是：北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汪茂华同学问我是否来过广西？广西我去过，我去的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我还在你们广西师大的校园里走过呢。今天这个报告，如果大家能接受我的观点，哪怕一点点观点，那么我也没有辜负窦荣军为我占用你们的2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在这里我由衷地感谢大家！
窦荣军：让我代表大家谢谢希老师，希老师的报告确实带给我们很多启发。特别是我以前就听过您的两次现场报告，听完之后感觉非常好，视角比较新颖和独特，能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不是说整天看看文章、听听报告，讲来讲去就是那么一些。我相信，您的报告能让我们站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去思考问题，这对我们研究生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对不起，魏志慧老师，现在还有很多同学在向希老师提问。
魏志慧：好的。我跟希老师共用的是一台机子，只能在一边帮他看看，现在网络比开始时稳定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提。
窦荣军：刚才解瑾已经收集了很多发过来了，我就直接给你发过去吧。
魏志慧：好的。刚才很抱歉，刚开始时网络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请大家见谅了。不过我觉得通过阅读希老师的PPT还有刚才精彩的报告，大家可能也都各有体会吧。因为希老师有着20多年的远程教育期刊的办刊经验，他的视角确实跟我们不一样的，因为我本人，可能今天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是从教育技术或者相关背景来探讨这些问题的，有些人有过实践经验，有些可能跟我一样是没有什么实践经验的。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差距太大了，刚才大家也提到很多比如电大的一些问题，也是我在身处这个环境中，我才发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想我们有这么多新生力量，像希老师一样努力去改造一些不太那么和谐的环境，我想我们的宗旨就是更好地为学生服务。我是从去年7月份到《开放教育研究》杂志社工作的，希老师刚才有点夸张了，其实这边工作还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们今天下午刚从印刷厂出来，而且不能有任何闪失，因为如果有一点闪失的话我们的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正如希老师常说的：我们必须对中国远程教育的学术负责，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负责。我们总是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好的平台，大家可能有些人说我们的审稿比较严格，我想我们的宗旨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好的平台，更多的让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推动教育技术、中国远程教育的一个发展，这是我刚才的一些体会。然后我们杂志（看到好像是陈建发的）的网站是http://www.shtvu.edu.cn/kfyj/ 。我们的新网站正在改版制作之中，马上就会呈现在你们面前的，欢迎大家通过新网站在网上投稿，我们会提供及时的反馈，比如审稿意见。就像李芒老师那次来的时候曾经说的，《开放教育研究》提供的是一个学习共同体。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吧，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开放教育研究》。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可以问希老师，希老师还是希望多跟大家交流的，
希建华：窦荣军你好，我看到那个有关投稿的问题：有很多人说要支持《开放教育研究》，会积极投稿于我们的。我要说的是，我走到哪儿，我从不跟朋友说希望大家给我投稿，应该说我对稿件的要求一般来说比较高，但不是说很高，大家别害怕！你们中有人知道我，我不论在哪个地方都说，研究生三年要发三篇文章，谁规定的？你让做出这个规定的人到我这来投，我一篇都不用，哪有做研究这么做的，又不是快餐店的厨子，你们说是吗？
窦荣军：是的，我记得您在华东师大也这么说过。
希建华：是的。我现在依旧这么说，为什么？科学研究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时间，绝不是一年两年的时间，有的甚至需要三、五年，八年十年。我真纳闷，竟有人把写文章当作吃饭、当作快餐，一个月里想出几篇文章就出几篇？！所以我说，要是你有好文章，就给我投过来。如果连你自己都不那么满意的文章就别给我，给了我还要批评你，说是对我的不尊重。这里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桑新民三年没给我投稿，期间我还约过他一篇，后来因为我们在观点上存有不同看法而被夭折。三年之后桑新民给了我一篇用他的话说来是15年潜心研究结晶的文章，今天我在这儿告诉大家，这篇文章就是“学习究竟是什么？”已刊登在本刊今年的第一期上，《新华文摘》已经通知我将安排在该刊今年第11期（6月5日出版）上摘登3页半，其文章题名上封面目录。
窦荣军：那说明质量很高了。
希建华：对了，还有位叫解瑾的朋友，他对你们大家说，10年（即1994年到2004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是篇数？期刊界的术语叫“刊载量”，是指某一杂志在一定时间内所刊发论文的总量。我个人认为，用刊载量来比较几种杂志的办刊质量是不科学的。大家都知道，期刊出版周期有月刊、双月刊、季刊的不同；还有印张（即杂志的页码，1个印张为16页）有48页、56页、64页、80页、96页……的不同。出版周期和印张的不同，决定了期刊刊载量的多少，而期刊刊载量的多少决定不了期刊的学术质量（即学术影响力）。应该说，周期越短、印张越多，杂志社的采稿几率越大。以上是我国目前学术期刊出版周期和印张的基本概况。大家都知道，国外学术期刊没有我国的出版周期那么短，多为季刊、也有半年刊的；也没有那么多印张，一般一期也只有5～6篇文章，其文章篇幅都很长。如果大家上我杂志的网站浏览《征稿须知》和《参考文献著录规范》，我们要求作者的来稿一般要在7 500字以上，低于这个字数的文章一般不发。我个人认为，作为学术文章总要把一个学术观点，一个试验结果说明白，而它绝不是3、5千字就能说明白的。这都跟我前面说的浮躁有关。现在，为了职称、为了学位，人人急功近利，而真正在埋头做学术的人有多少？我刚才说的《学习究竟是什么》的文章字数是25 000，今年第2期丁兴富的文章也是25 000，都是一期刊载。桑新民的这篇文章曾经给北京的一家教育类权威杂志，该杂志编辑部说可以发但须分两期刊载。有的杂志只需3、5千字的文章，当然各有各的办刊理念，他们是“跑量”，我是走“精品”路线。所以，衡量期刊的质量不能仅仅考虑刊载量的多少。
窦荣军：您刚才讲到发了一篇丁兴富老师的文章，前面有位同学想请您谈谈对丁兴富和丁新两位老师及其远程教育理论的看法。
希建华：对丁兴富老师及其远程教育理论进行评价，需要专门研究。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不能随便评论。但我可以凭借我的直觉说几句。评价一位专家，评价专家的理论？在我们中国，媒体也好，专家也好，评价总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如果我不说你好，以后你也不会说我好；实际上，中国远程教育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很不够的，包括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可以说，我们至今还没有诞生一位能为世界远程教育界所公认的中国学派的理论大师。中国远程教育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产生中国远程教育学派的理论大师？我以为，这与个人、与我们做学问的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
丁新是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丁兴富是首都师范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研究所的所长、远程教育博士、博士生导师。两丁之前都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研究所工作。对于丁新，我曾与他说：你是远程教育研究领域的大家，你现在跑到了网络教育学院，又亲自做院长，你完全应该把你对远程教育理论的把握，以你的理念把华南师大的网络教育学院办成中国一流的。然而4年过去了，前两年我每年他那儿走一走、看一看，这两年我没去过，但据我的感觉，他的网络学院并非运作于真空世界，在中国浮躁的大环境里难免沾染一些社会通病，比如规模与质量的关系，院长与博导的关系，可能两对关系的前者比后者要处理得好些。应该说，丁新更擅长于政策研究，而丁兴富更擅长于理论研究。丁兴富的强项主要在理论研究，但中国理论的建树不多。我也曾与他说：你的文章介绍国外的多，国际比较的多，而真正属于自己理论的东西不是很多。作为中国远程教育第一大家的他，理应为中国学派跻身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当然，任何研究都有个积累的过程。今年是丁兴富将过60周岁生日。我对他说，60岁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我真诚地希望你在转折点之后能更多的总结一些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也属于中国学派的远程教育理论，他很赞同我的看法。
刚才我对“两丁”谈了一下属于我个人的看法，我不知道他俩会不会接受我的看法。在此我向他俩首先表示一下歉意。有同学提问，社会对网络教育学院的文凭为何不太认可。我说，中国的文凭与它的高等教育制度相关。我们本身就是多种形式办学，实际上，即便同一种形式，比如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的文凭也不一样，何况清华大学和清华网院的文凭更不应该一样了，前者属于国民教育体系、后者属于成人教育体系。网络教育文凭、电大文凭，在其含金量上是不能与国民教育体系的文凭简单对比的。这应该是中国远程教育的特色。而在国外，最典型的双重模式的远程教育是澳大利亚的南昆士兰大学，该校远程教育的进口与校园教育学生的进口质量是一致的，比方说普通高校招收进来的学生，最低分数线为500分，南昆士兰大学是从进来后的学生中来满足远程学习者的选择的。简言之，两者是按一个质量标准进来的，所以他们的出口标准一样也就在不足为怪了。
窦荣军：哦，这就是有质量保证了。
希建华：在澳大利亚的南昆士兰大学，其远程教育与校园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是一致的。学生进入学校之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或选择面授的、住校的；或选择远程的、不住校的，因为这类学生多是工作的，他们要赚钱、要养家糊口。远程教育的费用、学费等所有支出与校园教育是一样的，只是少了住宿费和校园管理费。联系到中国的远程教育，其文凭所以不被人们认同，原因还是在于对其质量的怀疑。但我们不能说文凭的不认可，至少国家（教育部）还是认可的。我个人认为，为什么说认可？还是在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治驱动。仅仅7、8年的时间，我们从5％左右到一下子达到了现在20％，走过了原先计划走20年的路。我们都知道，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同行的指标是15％，政府原计划是2020 年实现，后来改成2015年，再后来改成2010年，最后改成了2005年。然而，我们还没有到2005年就已经超越了20％。今天听我报告的可能都是小年龄的研究生，你们都没经历过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现在我们的教育也在大跃进啊！那个时候，中国政府的口号是“三年赶超英美”，结果呢，可想而知！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还是理念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
希建华：何天意在问现在发文章都要讲关系、讲金钱，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待？有办法解决吗？我个人认为，还是在于领导的理念。他不给你钱，逼迫你自己赚钱养活自己，那你再是个良家妇女也不得不走上娼妓之路！所以，我很感谢我的领导给了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一种追求最好的机会，我没有理由再去讲金钱、讲关系，稿件面前人人平等，以质取稿，我跟你们说，我这三、四年得罪了不计其数的校内老师、干部，以及校级领导。
窦荣军：这是真的看重质量啊！
希建华：当然不是说《开放教育研究》杂志上每篇文章都有质量，任何杂志都很难做到每篇文章都有质量，但没有质量不等于就是说有关系，因为做主编的还要考虑栏目的平衡，比如说我们有个栏目叫“外国教育”的，这类文章投的人少，但栏目又不得不不定期的保持，那很有可能的是，在矮子里拔大个。拔出最好的文章，但在整个一期杂志上可能就是最差的，甚至还不如大栏目被淘汰的文章。总之，栏目平衡也是办刊、选稿的一个重要原则。
魏志慧：有同学问投稿有淡季吧？
希建华：教育类期刊存在着淡季，就是寒暑假。老师学生放假了、回家了，过年去了，避暑去了……你们手里好多未完成的稿子都被暂时放在了一边，你们的计算机也不随身带，所以，这段时间编辑部的稿源就相对少了许多。
窦荣军：放假的时候专家应该写的会多一些，因为专家这段时间会清闲一些。
希建华：是啊是啊，专家写文章，不是说利用放假时间写了，一、两周时间就完稿了，三、四周就给你投寄出来了。其实，真正的专家学者，写文章都有个完成之后搁置一段时间再修改的过程，否则怎么有“初稿”、“二稿”、“完成稿”的名词术语？在编辑岗位，尽管没有旺季、淡季，但有忙与稍空的阶段。一般来说，杂志在印刷厂印刷、装订的一周时间内稍空，而编辑、校对、审稿阶段往往是交叉进行的，这个阶段的时间比较长，也是很忙的阶段。期刊编辑没有寒暑假，尽管享受学校寒暑假的待遇，但是全靠自己调节。比如说，当编辑工作进入忙期，遇上春节（因为只有春节长假的日期是跟着农历走的）也很难做出自我调节。
窦荣军：陈建问了一个好问题，我也想问，希老师平时是怎么学习的？
希建华：学习，怎么学习？其实，你们研修教育技术的研究生都知道一个道理，一个人的知识70％是在与人交流中得到的，而仅有30％的知识才是从书本上、课堂上得到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到实践中去学习，与社会上的各种人多打交道。我的性格中有一点，就是喜欢与人打交道、喜欢与人聊天、喜欢说话……至于怎么学习？我想你们总该知道“迁移”的概念吧，我们不仅要明白知识迁移的概念，更要善于将知识迁移。人们常说，思想是碰撞出来的。中国原驻法大使吴建民在接受央视“新闻会客厅”访谈时，在谈到法国文化是怎样产生的这一问题时，吴建民说，就是在party，在酒会上产生的。我的理解是，这种酒会不是说就是咱们教育领域的学者在一起去碰撞思想，去产生思想火花，而是要跟其他领域的人碰撞去，不一定非要跟大学里的人交流，哪怕跟企业家、艺术家、演艺界……去听听他们讲的故事，从他们的故事中了解他们的经历，然后迁移到你的思想中、工作上，你的经历之中。
窦荣军：我前几天听了几场报告，对这一点真是收获比较大。听了赵鑫珊，钱定平，还有杨叔子他们三位的报告，讲文、理之间的人要通，跟不同的人要打交道。
希建华：《开放教育研究》要电子稿还是文字稿？是否都要提交？不，我们主要收电子稿。我相信关心教育技术的人都知道本刊的E-mail信箱。我对稿件的要求很高，如果稿子录用的话，我们的编辑会与你交流的。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杂志与其他杂志有个小小的区别，即在文章最后的收稿日期下列专门增加了一个“修回日期”，就是说任何作者的来稿在录用之前一般都有个修回修改、补充、加工的过程。这是指录用稿，因为人手少，不录用稿件我们是不退回作者的，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我们的工作。对不起，我在此与大家说一声。
窦荣军：小胖说希老师你说你们的要求很高，能跟我们谈谈文章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吗？
希建华：写文章应注意哪些方面？这不是说三两句话，三五分钟就能说清的。我在首都师范大学与教育技术系的师生们谈过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的问题，那次交流我更多的是就参考文献著录要求谈学术规范的。大家知道，著录规范是学术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以为，著录规范应从自己的作业练习开始给以重视，以逐步养成个人良好的学术研究习惯。五年前，我就很强调参考文献。一次编辑稿件发现，有一作者的文章没有参考文献，我电话要求他给以补充，他先告诉我让我给他随便写上几条，当时我就感觉这个作者很不负责任。他发现我不从之后就答应了补充。没想到不一会他就以email发送了过来。这是什么态度！从此，此人来稿被我终生封杀。我们现在要求作者文章参考文献必须到页码，到页码之后在你的正文里还要体现出来，也就是你正文内的引文要与后面参考文献的列项应该一一对应，按理来说，编辑都应该做的是要一一核对，但目前我国杂志社/编辑部限于人手，加上作者来稿的不规范，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学术很不规范，问题真是多多。我很推崇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比较所的那些师生的学术论文，原因就是导师们平时就对他们严格要求、严格规范，学生们说，学校规定学位论文答辩之前，论文在著录规范上必须按照美国心理学会APA著录标准去做。我也很主张使用APA著录规范，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方面能注意一点。对于参考文献，我们曾做过一个比较，中国呢一般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