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正常时间顺序的解构重建之外，影片以暴力为轴心呈现了许多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又并存着的人性特征，例如：杀手的冷酷与温情；冒险暴戾与对爱人的温柔容忍；以“行为”为标志的黑社会人物和他们思辨的、冗长的对话；解决问题专家卧尔夫表面的温文尔雅和内在的果断残忍；最后在朱尔斯由恶向善的转变中，人性的矛盾与可转化性得到最淋漓尽致地呈现。与此同时，昆汀提出与琢磨不透的人性相对应的琢磨不透的神性――神迹在暴力和对个体的屠杀中闪现，集中着人类欲望的染满血腥的盒子里闪射出来的却是象征着神的金光――人类的暴力仿佛来自上帝的授意，上帝暂时抛却了善恶的区分，转而在暴力之中传播善与正义。

在导演的思辨中处于转化地位的还有生活的不可预测性和生活中人物角色的命运：拳击手的时来运转全来自于生活的偶然；香艳故事中处于男主角位置的文森，在拳击手的故事里，只能悄悄死去，只得到一个短短的镜头，无人哀伤无人在意；在最后那个取名《邦妮的处境》的故事中，影片中唯一和暴力无关的人物的邦妮始终未曾露面，然而所有的行为却是围绕着她展开的，我们每个自以为远离暴力的人的处境或者就和邦妮一样，暴力时刻发生着，只是我们被蒙蔽了，毫无知觉而已。

《低俗小说》对因果律的颠覆，对人性多面性、不确定性的深刻挖掘是发人深思的，我们习惯于用简单的思维模式判断我们的生活，可是生活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判断。

举例而言，尽管我们可能不承认，可是生活中我们的确习惯用两分法的方式将女人分成事业型和家庭型两类。“一个女人如果很在意桌布的颜色和花卉的摆放位置，那么她就无法实质性地推动一项重大政策；如果她对实质政策问题认真的话，就不会关心饮食和娱乐。人们总是将女人套入到特定的框架里，不相信女人所能扮演的许多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角色。”宾州大学安纳堡传播学院院长贾米森的一段话的引述更是一语道破了这种讨论、这种观念背后的逻辑差错，正如贾米森所说：“人们对性别的僵化看法，使得妇女被分门别类，而这种方式却不能反映她们实际生活的复杂性。” （以上引号内内容均引自《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

这只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类似的简单逻辑在生活或文学中随处可见――又如马嘉爵事件，互联网上不少人（其中有很多还是受过高等教育、或者高智商的人）非常煽情地将他杀人的恶果简单归因于贫困，而不知道应该更加思辨地去寻求那更加复杂的原因。

    生活是复杂的，面对这种复杂，我们很难做到全知（如同邦妮、如同对着店主人喊“你什么也不知道”的拳击手），因而可能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学会思辨地探究人生和人性或许终究也不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利益。可是我总觉得当我们思辨地接收生活的复杂、人性的多侧面时，我们就离智慧更近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