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行记-海阔天高

为课程铸魂 为教师立命

为课程铸魂 为教师立命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 张华

　　作为一名中国教育学者，当我思及日本教育问题的时候，常感困惑：日本教育科学研究尽管在亚洲领先，但从世界范围看，它并无显赫地位，也鲜有原创性理论建树，可为什么日本的教育实践如此充满活力、如此高质量，其辉煌成就举世瞩目？再者，有不少前卫日本教育学者激进地宣称：“抛弃保守落后的日本教育传统，全面师法西方！”可日本的教育传统和风格非但并未因此而消亡，反而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显露新的生机，这究竟是为什么？当我阅读了日本知名教育学者佐藤学教授的《课程与教师》(本书由我国著名课程论专家钟启泉教授翻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一书后，渐感释然。
　　佐藤学教授的学术风格可从下列数字窥见：为撰写《美国课程改造研究——单元学习的创造》一书，他曾历经10年收集并研究了3000份美国“进步教育”的课程改革资料；自1980年在日本大学的教育学系供职以来，他每周两天在日本的幼儿园、中小学、特殊学校观察课堂、与教师合作进行“行动研究”，历时23年，造访学校超过1500所，研究的教学案例超过计划8500项；自1987年始，他每年出访美国，不仅与知名大学(如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展开合作研究，而且研究中小学，目前其合作研究范围已跨越欧、美、亚三大洲。正是这种躬行实践、砺志弘毅、开拓进取的学术风格，使他敏感地把握住世界教育科学发展的新动向，并把哪怕最玄奥的课程理论巧妙地运用于日本课程改革实践中。记得一个去过日本的美国教授曾感慨地说：“在日本，如果人们每一次向我提到杜威我都能得到10块钱，那么我很快会变成百万富翁。”难怪杜威在日本如此流行！难怪来自“进步主义”故乡的美国人要去日本教育实践中寻找“进步教育”的灵感！
　　《课程与教师》一书集佐藤学教授文章之精华，是钟启泉教授从佐藤学教授已出版的主要著作中精选出来。贯穿本书始终的是三个主题：重建课程概念，将“传递中心课程”转变为“对话中心课程”；重建教师概念，将教师的角色由“技术熟练者”转变为“反思性实践者”；重建学校概念，将学校由“教育工厂”转变为“学习共同体”。这三个主题是内在统一的：“对话中心课程”意味着课程是一个教学事件，它需要在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情境中不断被创生出来，在这里，学生的“自我履历”和教师的“经验学问”成为课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教师在教学中对课程的创生意味着教学在本质上不是一个技术化、程序性的训练过程，而是一个依赖教师的“实践智慧”的引导过程，教师作为“反思性实践者”的角色由此确立，教师的使命是帮助学生在课程中获得解放，而不是使学生在“公共框架”中就范；当课程的本质成为“对话”的时候，学校也就成为校长、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社区代表等在平等对话中结成的“学习共同体”，权威与服从的传统线性关系在学校中被彻底解构。
　　佐藤学教授对课程、教师与学校的概念重建不仅对我国当前课程改革有重大借鉴意义，而且也为我国课程改革的未来方向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书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其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曾几何时，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长达几百年的路程，佐藤学教授将之成为“压缩式成长”(compressed growth)或“压缩式现代化”。然而经济增长非但不会自然带来社会的整体进步，反而可能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包括教育危机，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在‘压缩式现代化’背后潜藏着的病理一举喷涌的时代。”救治这种教育危机(突出表现在逃学、欺凌、暴力事件、对学校和社会的绝望、对教师的不信任、等等)乃至社会危机，是佐藤学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我国难道不是在像日本一样在走“压缩式成长”或“压缩式现代化”的路吗？在崇拜经济增长、崇拜市场经济的喧嚣声中，我国日益严峻的教育问题不也在不断暴露出来吗？佐藤学从事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社会使命感值得每一个中国的教育研究者自省，每一个锐意改革的教育者都能不断从佐藤学的《教师与课程》中获得灵感和启迪。
　
　转自：《中国教育报》2003年10月9日第8版